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飙升。

不仅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飙升，美国的知识精英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急剧转变。在1970年的“黑色九月”中，巴勒斯坦人惨遭约旦军队屠杀，叙利亚打算出手相助，却被以色列横加干涉，此时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再次井喷。其他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急剧发生变化。此时，关于大屠杀等历史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比如20世纪40年代末，人们原本可以为大屠杀的受害者们做点事情，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但这一情况在1967年之后发生了改变。现在，你在美国各地都能看到大屠杀纪念馆和博物馆。这成了最大的议题，到处都有人研究大屠杀，并为此事哀悼。但在能对大屠杀做些事情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

这里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你必须记住1967年发生的事情。首先，当时美国正在越南作战，却始终无法取胜。后来，知识界精英们宣称，他们一直都在反对战争。但如果你回头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在撒谎。我查阅了肯尼迪的回忆录等许多文献资料，发现人们完全篡改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例如，阿瑟·施莱辛格曾经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的大小事务，却几乎只字未提越南问题。越南是很少被讨论的。在他后来的修订版本中，历史被重构了，指出越南成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肯尼迪想从越南抽身，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讨论策略。所有人摇身一变都成了资深反战人士。

这与伊拉克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所谓的反战者不过是反对美国的失败而已，绝非反对战争本身。就像阿瑟·施莱辛格在批评越南战争的右翼支持者约瑟夫·艾尔索普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期望约瑟夫是对的”，美国将赢得战争。如果美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即便我们已经将越南变成了一片废墟，“我们仍会赞扬美国政府的睿智和治国艺术”。但艾尔索普的期望过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对战争。而这，就是反战者反对的东西。当战争不受欢迎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

另外，我们或许也会意识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变化很小。现在，“我们祈祷”麦克·克里斯托先生（驻伊拉克美军指挥官）是正确的，认为只要增兵伊拉克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他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小布什在一片废墟中扶植起一个附庸国（我们把它叫做“独立国家”）中的“睿智与治国艺术”大加赞扬，但有可能克里斯托太乐观了。

所以，我们和施莱辛格描述的1967年的知识界极为相似，我们都在期望胜利，十分担心我们不能战胜这些黄皮肤的小混蛋。随后，以色列出现了，它开始向我们展示应该如何对待第三世界国家：打他们个劈头盖脸。通过这种做法，以色列赢得了很多分数。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当初要能把以色列的摩西·达扬将军派到越南去，越战结果将会不同。

而且，那时美国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把那个时期称做“麻烦时期”，它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开化。女权运动开始，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学生们不再只是乖乖听命。马丁·路德·金也开始组织穷人开展运动。原本被动、唯唯诺诺和唯命是从的人们正为了他们的权益挺身而出。这种状况令人恐怖。以色列又一次象征性地告诉我们怎样对待这些反对政府的人。直接打他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