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亚当·斯密的观点，就很容易验证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观点，即国家利益已经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而受到伤害。如果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是正确的，我将欣喜若狂。我就不用再费力写文章、作演讲，也就免于遭受人身攻击了。我会放弃做这些事情，穿上夹克、打上领带去拜访沃伦·巴菲特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英特尔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总部的人，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利益正受到游说者的侵害，这些游说集团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力量，在30秒钟之内就能使他们破产。这就是我们从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那里得到的战略性结论。但没有人会去采纳这样的策略，而且还有不错的理由，因为亚当·斯密是正确的，还有那些国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稳坐庙堂之上。例如，就在我们这个谈话的前一天，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它是美国历史上利润最高的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打破了美国的最高利润纪录，那个记录是它上一年创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大发横财。沃伦·巴菲特还花费巨资，投资以色列的某个大产业。英特尔公司在那里也建立了重要的研发机构。我们还可以这样一直列举下去。它们如鱼得水，利益并没有受到伤害。

我认为，美国对以政策十分不利于美国人民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但那不是政策的决定因素。

有一点需要澄清。你的意思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低估了游说的力量？

他们在界定中严重低估了游说的力量，但我赞同他们的界定。我们不能将游说仅仅定义为那些游说组织，尽管它们试图影响舆论、人们的态度以及国家政策，以便维护以色列所做的一切，诸如占领、入侵等等。这就严重低估了游说的作用，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批人被忽略了，那就是每天和他们在教授俱乐部里谈天说地的学者们。

让我们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由于美国的“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自1967年后与以色列保持着紧密的一致关系，从逻辑上推断，如果我们想估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影响力，我们就必须找到这些政策的分歧在哪里。美国政策和以色列政府政策的分歧在哪里呢？通过这样的实例，我们才能判断出游说的作用有多大。美国政策和以色列政策一致的地方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因此，你应该研究它们存在分歧的案例。

有一些案例十分有趣。其中一个主要的案例发生在2005年。在很多方面，以色列很像对美国的一种扭曲的模仿。以色列模仿了许多美国的政策，而且有一些还是夸张的模仿。以色列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高科技社会，其经济基本建立在先进的军事装备出口基础之上。以色列需要市场，它主要的市场是中国，但美国不希望以色列出售高科技武器给中国。因此，它们反复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议，每一次以色列偃旗息鼓，游说集团也会保持沉默。比如在2005年，以色列想帮助中国维修它出售给中国的高科技防空导弹。26以色列政府坚持认为自己不会受到美国的压力。这太重要了，因为以色列毕竟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小布什政府命令以色列不能给中国修理防空导弹，并坚持公开羞辱它们。华盛顿拒绝允许以色列高级军官访问美国，美国高级军官也对他们不予理睬。他们强迫以色列撤职了一名高官，并坚持要以色列公开道歉。他们的确把以色列从“泥潭”中拉了出来。以色列最终同意了。它能做什么呢？以色列不可能不给美国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