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的朋友跟我讲，原以为连年农产品丰收，会有价格下行的压力，而现在却是全面上涨。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在政府做政策研究的朋友，说起此事，他说是中国的农民学聪明了，将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涨计入了农产品。

而我说，是政府明白了，每年按计划通过调粮食收购价来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多年来对工业、城市的奉献也应该获得相应的补偿。

其他农产品价格则受到城市成本的强烈牵引。

土地和地产价格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也随之上涨，工资就开始被倒逼着上涨。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上涨。这可能是政府最担心的货币向消费者物价指数传递的通道。

其实，中国的物价通胀早就飞得很高了。

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是什么？是地价。好在很多服务性价格进不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市场也很喜欢，因为楼价、股价可以继续炒。

如果小麦、面粉的价格没涨多少，餐馆的阳春面就不能涨价，这样的逻辑，只有发改委会这么想。

郎咸平说，中国的日常消费品跟美国差不多，稍好一点的消费品（甚至很大部分消费品的原产地就是中国）都比美国贵得多。而中国家庭收入只相当于于美国人的1/10。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商业成本根本不支持厂商“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面对伴随地价快速上升的商业成本，只有靠着高价低量策略为生，国内卖不出去的，就靠政府财政补贴卖到国外去。到国外倒是可以实现“薄利多销”，因为国外的资产价格低。

“中国式通胀”的路径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当然这里的物价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而非统计局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难以传到物价。

理由一：资产泡沫是物价通胀的灭火器（因为过多的货币被吸收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修炼的经济学。道理我上面讲了很多。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的逻辑在中国从来都是通的。

理由二：过剩产能抑制通胀（如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等）。实际上，产能背后是资源，资源总是瓶颈。因为资源基本完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布局，所以需求下降时，不是降价，而是限产。

制成品生产商在饱受其苦后（利润压缩），也只能减产。供给若掉得比需求快，这个常识性的结果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应该明白。

坦率地讲，我对传统的产出缺口对通胀的压制作用越来越不信任。在全球化高速推进十余年后，现在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制造部分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低，而基础原料和无形资产的高附加值成为主体。以钢为例，铁矿砂和焦煤的成本就占了钢价的70%以上。如果棉花价格大幅上涨，服装价格要不要涨呢？

“理由一”和“理由二”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相关的。产能过剩、产出缺口、储蓄大于投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恶化，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形成的购买力与产能相比极其悬殊，才会有顺差。

而另一方面，越是贫富悬殊，越可能形成资产泡沫，这是个经济规律。财富越是向少数人集中，资产就越成为资本追逐的游戏，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会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例如水仙花、普洱茶。

当大蒜和辣椒都能成为过剩资本攻击的对象时，通胀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了。

当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以后，剩下的结局就是滑向滞胀。

我们现在是全民思“炒”。

对于前途的失望，使得累积财富的第一念头就是“炒”，而不是创业。因为货币贬值速度远超创业的财富增速。

现在利润来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机会，我相信，像阿里巴巴那样的公司，未来几年都很难再现了。

有时候回过头来看，我倒是觉得危机后的美国或许有希望。若真的起用保罗·沃尔克上台，狠杀投机和华尔街的资产泡沫，这个国家的人就会开始回归实业了。

关于未来，我有一个不希望成为现实的基本判断：中国未来泡沫的破灭不太可能由内部力量主动去刺破，很大可能会来自外部冲击（美国的实业再造和中兴）。只是时间还没到，或许还需延续一两年。

中国的救赎之路在于转型。转了型，泡沫就做实了，所谓转型就是泡沫“软着陆”。当然，有泡沫就转不了型。资产价格这么高，能完成城市化而实现需求崛起吗？

事实上，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低成本、快速城市化的路径（周边赶超型国家都是抓住低成本时期完成城市化突进的），这在经济学上叫“路径依赖”，真有点“回头太难”。

纵观现代国家的发展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社会和经济阵痛后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

所以，当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资产泡沫中消磨殆尽后，剩下的结局只能是滞胀。

（2010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