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梁诚经过近3个月的不断努力，“退款”一事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在来华前夕，拜会了梁诚，提出退款用途问题，建议清政府最好将退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以便总统向国会提出议案。稍后，柔克义在来华后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再次建议将退款用于中国赴美生员教育费用。

一个月后，清政府外务部收到了梁诚写的一封密函，他告知退款之事“似可图成”，又透露了美方在交涉过程中，曾探询把款退还中国，中国将做何用的疑问。

同时梁诚也汇报了他的态度：“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他在秘函中透露美方的担忧：一旦交涉成功，巨额款项退回，朝内乘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者肯定大有人在。所以他忠告政府，确实应该在钱到账前即明确宣告此种退款的用途，并具体建议只能用作“设学游学”之用。

正当梁诚殚精竭虑运作此事的关键时刻，主退派的领军人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于1905年7月12日病逝了。

罗斯福总统遂搁置退款之事。其间，梁诚仍多方活动，到处演说，招待记者，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清政府的合理要求。

半年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罗斯福在写给明恩溥的回信中也赞同将退款用于教育，表示如果我们能采取你所建议的政策，我将全力支持。随后，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罗斯福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掌握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那么，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下，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说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过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多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追求商业精神上的支配，远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①

罗斯福看后，觉得这就是转变对华政策的一个契机。

后来，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博士在写给美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的回信中承诺，只要不发生一些重大的相反的理由，他本人将会与哈佛、耶鲁等大学机构共同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决议。与此同时，梁诚也多方活动，游说罗斯福总统及国务院有关官员，如新上任的国务卿艾利胡·卢特、内务部大臣格斐路、工商部大臣特劳斯等人，请他们支持退款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