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恰是行为动机的真正源泉。只是一般人没有理解那种“逻辑”，拒绝进入“患者”的精神世界罢了。这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预设十分清楚：其一，重要人物都是“病人”而非“常人”；其二，“偶然性”在行为取向和思维动因中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思想在一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分析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直接，作者直言不讳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并非总是如此。某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唯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转引自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何逸之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扉页。

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虽然弗洛伊德这部开创性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假想和推论成分，但时过境迁，其影响力不仅没有消失，其思想传播的范围反而越来越大，学术界对这位天才心理学家的赞叹和宽容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他的鄙视和批评。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的意义不在于支持其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而在于它所透视的角度是否深刻，以及其初步运用的方法是否可行。换言之，弗洛伊德的贡献是他深信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乱散见的历史痕迹泄露出来，因而分析家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把各种碎片收集起来，按照一种可能性规则拼凑出一个原本的面貌。这个面貌恐怕连被研究对象自己也不会承认，但这一现象正体现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精髓，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一旦“潜意识”获得了自身的确认，那么，此时它就已经变成了浮出水面的“意识”了。

心理历史学家面对批评也不断地进行自我规范的调整，但这一研究流派并未消失。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提出了心理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主张，其理由是“决定历史进程、并以某种形式影响决策者精神世界的关键，不是物质进步，而是人的心理”，由是，“心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动机的科学，它所关心的可以是成文历史所记载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绝不是记流水账。 心理史学将永远是一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历史学则始终以时期为中心，两者的任务迥然相异”。劳埃德?德莫斯编：《人格与心理潜影》，沈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 5页。该书原名为The New Psychohistory（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Division of Atcom, Inc.1975）。他同时创办了《心理历史学评论》（Psychohistory Review）和《心理历史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history）两种刊物，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应当提及的是，1982年威廉?麦金利?鲁尼恩（William McKinley Runyan）所著《生活史及心理传记：理论与方法的探索》（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1994年艾伦?C．埃尔姆斯（Alan C. Elms）所著《揭开生命：传记与心理学的不安联盟》（Unc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