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

四、哪种价值上的“意义”？

涉及“心理传记学”的意义，似乎有很多辩护性的话要说。对一个研究领域之所以还需要进行辩护，其原因可能就隐藏在对现代学术认知构成的整体评估之中。正如学者们业已指出的那样，在以“唯科学主义”为精神支柱的现代性认知框架中，“可见性实在”（visible reality）已成为接近“真知”的最佳途径。除意识形态研究之外，实验、数据、田野调查等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的研究路径，似乎比苦思冥想的传统“哲学沉思”占有更加优越和实在的位置，而非物质主义的“精神生命”（Geistesge）领域，则被安排到“人文 社会生活”整体视域的边缘。“惊奇”被“复制”所替代，作为“发现”之基础和动力的“好奇心”也被打磨得光滑圆润，甚至已被列为“知识贵族之奢侈品”而连欣赏的兴致和价值都已荡然无存。这样，丰满复杂的“人”，不是变成了一大群全身心围绕着物质消费而蠢蠢欲动的“聪明物种”，就是被视为基本上与动物相差无几的“有序的、特殊的蛋白质堆积物”，生物本能似乎就是冥冥众生唯一的“本质规定性”。在物质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压抑下，人们已被押进“精神贫困”的牢笼之中。“知识”已成为就业的砝码，欣赏、品味、沉思、反省都显得那样的愚不可及，至少也是无暇顾念的不合时宜，以至于满眼都是“精神生命”萎缩的“单向度人”。当然，在此情此景之中，决不能说弗洛伊德已再无“用处”了，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曾经是一位“诊断”精神错乱疾病的临床心理医生。质而言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部分所预料到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这一情境，在当今的世界却不幸地“实现”了。

置身于如此的时代语境下，精神分析除了“诊断”（diagnosis）的实用功能外，还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稍许的暗示和启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就“心理传记学”的性质而言，它毕竟是一部精英史，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精英人物都适合采用这一研究形式和探讨路径。有史以来，精英人物林林总总，各色人等，但在少数值得进行精神分析的人物背后则似乎存在着一条一致性的线索，那就是：随着他们的出现，人们看待世界的认知方式被改变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认知方式，所指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更主要的是指这些人物以其独特的思想洞察力，触及到了人类“精神”状态的某些“奥秘”（Mystery）。这些所谓“奥秘”对人们日常性凡俗生活的影响可大可小，但其深远的内在趋向的结构性意义则无可替代。因此，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去谋求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其个人的精神遗产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之影响，这种影响已深深渗入进人们的思想和认知的内部组织中，以至于达到根本觉察不到的程度的那些人，才有资格，也有必要成为“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这些具有强烈开拓性的人物都是“异端”（deviationism），都是偏离了传统常识轨迹的“离经叛道者”。或许正是这种“离经叛道”，在精神承受力方面要经受过于超常的刺激，以至于来自传统的舆论压力甚至可能把人撕裂成精神碎片，因此，这种创始意义上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勇气、毅力和执著。相对于传统而言，在精神上或在政治上，他们都脱不掉“破坏者”的罪名。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难以确解的词汇Gnosis，它的一个释义是“intui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