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如果我做出别的举动，那将会对造物主不忠，对我坚持的事业不忠。参见CWMG,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The Publication Division，1958 and following，XIV，pp 283-286。

信的结尾写道：

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的忠诚放在了铁砧之上，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向人们宣布，我不能忍受他们违背自己曾经庄严发出的誓言。同时，在他们工资增加35%的要求得到落实或者完全落空之前，我将不接触任何食物。有如神助，集会至今未出现以前那种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Ibid ，p 285

这么说，甘地本人曾经想使那次绝食能立即引起印度主要报纸的注意！可是，唉，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怀着要研究这些问题和回来访问这次罢工事件的目击者的决心，我离开了印度。有两个原因使我的好奇心大增：

来阿赫梅达巴时，我已经清楚（因为我刚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裁军会议），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再也不能制造有关自己人种或别的人种的“特质”或者有关敌人是“劣种”的幻觉了。而这并非迫于人类发明和制造的武器能够毁灭全球，只能靠超级武器固有的绝对制约才能保持内外和平这一事实。甘地好像是唯一一位曾经设想并示范过一个全面的变通方式的人。

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原因，我承认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历史人物来写。有什么能比在“青年的路德”后再加上一个“中年的甘地”更为合适（就像我的学生说的那样）的呢？而且我还有证人：有一群当年追随或见过甘地的健在者，他们的生活好像与人们认为的不一样，除了工厂主和他的姐姐，还包括一些现在已经退休的或者还活跃在国家的工业界、联合内阁或议会的当事人。这些人我准备在接下来的印度之行中去一一拜访。第一部分调查如果说历史是通过行动者的行动、记录者的记录和评论者的评论将一系列的事件呈现给我们，那么一位临床心理医生要想解读一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挑明事实真相。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运用自己了解到的东西，即要看到由于行动者、记录者和评论者的动机而使事实带有一定的相对性。在开始想要进行这一研究时，我对自己一些经历的描述全然是印象式的。现在更学究一点说，一个心理史学家希望深入探究的是行动者行动、记录者记录和评论者评论时所处的生命阶段。他想了解这一阶段在所有这些个体的人生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想要把他们的人生周期和他们所处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

一般来说，只要资料允许，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就要进行分析，事实上也是自我分析。这就是说，对于那些相关的无意识动机，只要可以推测，结果有用，就应尽可能多地推测出来。在涉及评论者自我分析的地方，他会完全对自己说实话，在工作范围内对同事或讨论者说实话，以及仅仅在可读性的限制下对读者说实话，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为此而感激他。因此，本书开头就在必要的地方把我收集资料时的个人参与也描述了出来。现在，我希望我已经很充分地指出：心理史学家对课题的选择通常来自某些早期的理想或判断；在坚持事实确凿、方法无误的同时，承认他可能带有更深的偏见，这一点对他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好啦，关于我就说这么多了。对评论者适用的，对那次事件的记录者也是适用的，不管他们是现在在我的要求下回忆那次事件，还是在过去已经记录了那次事件。然而，对于甘地来说，事件的记录者（自传作者）正是十几年前的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