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北京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门口贴出一份海报：“内衣设计大师于晓丹与Julia Breitwieser：为你讲述内衣设计的秘密”。如果我不是对“于晓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我可能不会觉得给她戴上个“内衣设计大师”的高帽有什么不妥，正因为熟悉她，才会在心里惊得了不得：这是那个我熟悉的于晓丹吗？她做翻译、写小说，这我知道，而居然，她还是“内衣设计大师”！是不是离得太远了点儿？也许是因为她的日常工作与我毫不沾边，从没领会过她的内衣设计，所以生活中我很少将她与内衣设计联系在一起。现在看到了她《内秀》的书稿，我有些惭愧了。虽然她自己说“大师”不过是书店的广告语，但我终于知道：这个清清秀秀的于晓丹，小哑嗓的于晓丹，有时候病怏怏的于晓丹，一吃到好东西就会喜笑颜开的于晓丹，一点小事也能让她哭鼻子的于晓丹，竟已经在内衣设计这条路上走了那么远！

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于晓丹是另一个人，是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大名头小说《洛丽塔》的中文译者。《洛丽塔》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译本，晓丹的译本是最早的之一，198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读的《洛丽塔》就是她翻译的。因为读她的译本早，后来读谁的译本都觉得不对劲。于晓丹真真正正的出身是英美文学研究。她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当过编辑，研究过纳博科夫、贝克特、雷蒙德·卡佛等等。为了写这篇序言，我从我的书架上翻腾出她出版过的书，竟有好多本，其中包括她编辑的《玫瑰树——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她翻译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这些书，奇怪，居然没有一本是她送给我的，全是我自己从书店买的。这在我，颇能说明这些书对我的重要性。

2009年于晓丹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这一次她把书送给了我，好像只有这本书才是她自己真正看重的。我以前大概知道她写些东西，但究竟在写些什么她很少说，我也就不甚了解。没想到她一出手就是长篇。这部小说先是发表在了《当代》杂志上，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小说学会2009年度的长篇小说排行榜。再后来，好像就有人要找她签合同，想将小说拍成电影。这样的写作、发表、出版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简直不像真的，就像于晓丹“忽然”又变成了“内衣设计大师”，听起来也不像真的。她不断地制造些让人惊奇的事，可见面聊天的时候，却总是笑呵呵地说些另外的东西。但她内心该是有点小小的骄傲的，我猜。

《1980的情人》写的是当年青年人的爱与死。书中的人物（自小学外语的学生）、人物说话的口吻（尤其是其中的北京腔）、一些场景、一些故事的背景，都是我熟悉的。我一直抑制着自己，不去沉湎于1980年代的青春往事，尽量不去怀旧，只管往前走，直到有一天沉淀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观。但是读晓丹的书，分享她的记忆、她的敏感、她细致独到的观察、她的沉浸与感伤，我想：也许我不该这样抑制自己。也许吧，19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小说家的于晓丹，有她波西米亚的一面。她有时会穿一身精致的丝绸，脚上却着一双不知是什么民族的土布鞋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一直将此视为她的文学趣味的表现，万不曾想到其中竟有她日后职业选择的消息。1990年代中期，她离开社科院，去了美国，变成了一位内衣设计师。对内衣这玩意儿，尤其是女人的内衣，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但从她走上内衣设计这条路，我认出了另一个于晓丹，有些小资，讲究品味，仔细，理想主义，热爱美，以至于不无（也许是）小小的任性、小小的疯狂，甚至，（也许是）小小的歇斯底里。

晓丹跟我说起过她上小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们曾合伙批斗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那应该是“文革”最最末期或结束后不久的时候吧，学校里的气氛和社会风尚应该还停留在“文革”时期。我想，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造就了她。“小资”的好的一面就是它促使你在生活中力求别开生面，在审美和品味上努力向着别有洞天的方向行走；在特定的时期，它使你对人性的坚持更执着一些。晓丹的“小资”让我想起198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中文系的某文学大拿曾评价我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还想起戏剧导演孟京辉的自我解嘲：他说他具有“无产阶级情怀、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硬环境中，我们和软“小资”竟也纠缠了这么久！

我了解晓丹的“小资”，因为我们是发小，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那所学校是寄宿制的，我们都是小学入学，从那里考入大学。在当时，北京的寄宿制学校似乎仅此一家。寄宿制学校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大家就像一家人。晓丹比我小，是我学妹。我第一次见她，她应该是十岁。

2009年外语附校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校友会编辑印行了一部大型纪念画册。我翻到于晓丹他们班同学当年读书时的合影——那时候她可真小呀，稚气而可爱。那时的她，是怀着一颗文学之心呢还是一颗内衣设计之心？我估计是前者，那时候的女孩子恐怕对内衣也像对爱情和性一样，没有多少认识。我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目前国内的内衣设计是怎样一种状况。日本著名诗人佐佐木干郎曾在一家日本服装公司工作，负责市场调研。他告诉我他曾经每年往中国跑一趟，到上海、北京调查中国女性内衣的样式、尺寸型号的变化情况，并由此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看完《内秀》书稿，我更认同了佐佐木干郎的经验，即内衣的发展的确是与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而晓丹除了用一双内衣设计师的眼睛在观察，也用她那颗文学的心在体会。她笔下那些不同肤色的人，在这一行的种种奇遇，很多都像现成的文学故事。国内的内衣设计师想必也有一些，但像她这样有着文学气质的，一定是凤毛麟角吧。

从外语附校毕业以后，尤其是她去美国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直到2007年年初，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任教一学期。刚到纽约大学，我就在东亚系办公楼旁边的街道上碰见了于晓丹（她的先生廖老师任教于纽约大学）。这一次重逢，令我立刻意识到，以后（不论是在2007年的美国还是回国以后）晓丹这个朋友再也不会丢了。

跟她重逢的时候，她在纽约已生活了十几年，可听她的口气，仍然对这座城市充满热情。我当时似乎还有点惊讶，但现在看了她的书稿，我想我知道了一点原因。一个能成就人梦想的城市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虽然晓丹这本书只写了这个城市一个隐秘的部分 ——内衣设计师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承载着她对纽约的好奇、爱与遗憾。

她每一次回到国内，我们两家人就少不了吃饭、聊天、逛街。她还像小尾巴一样跟在我后面去逛潘家园，买些小玉件、老绣片 ——这些东西大概都和她的内衣设计有关。本文开头提到的 Julia是晓丹的好朋友，2010年夏天来北京正赶上晓丹生病，就由我单独带她去逛潘家园。Jul ia看样子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喜欢电影、文学和诗歌，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好的内衣设计师也许正应该像她们。我猜想，这可能也是晓丹想在她这本书里表达的意思：即使在最浮躁、喧闹、虚荣的外部环境下（比如她所身处的服装工业），我们还是应该多一点对自己内在的关注。想必这本书的读者会有不少是年轻的女孩子，希望她们在读完书里那些有趣的故事以后，也能意识到，越是看似美丽的梦想破碎起来也越容易，多一点 “内秀 ”也就越发重要。女人的内衣看似最不重要，但因为晓丹，我现在想，它几乎就是离心最近的作品。

祝贺于晓丹出版这本《内秀》。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甚了解的天地，而她已在其中有滋有味地徜徉了许久。

2011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