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意而言，庄子原来是不想成为“老愤青”的。因为大家只要细读《庄子》一书，用心体会，你就会发现，跟咱们平常人一样，庄子本来实在是不想生气、不想发火、不想骂人的。我甚至认为，他本人实在是太想心平气和、太想洒脱达观，达观到什么事都不挂在心上了。

不仅他自己如此，庄子还屡屡劝别人千万不要动肝火、不要使性子闹情绪，凡事都要想得开、放得下。每每有人怒火中烧、气往上撞，庄子都会跑过去扮演一回帮人解压的心理医生角色。

就是恁地和善可爱、善解人意的一个好同志，他怎么又会成长为“壮怀激烈”、死不悔改的“老愤青”呢？

说得俗点，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此一结果，一是庄子不得不置身其中的黑暗社会现实，二是他所坚持的超世理想。或者说，庄子成为“老愤青”，这是无道的社会现实和庄子追求的理想，发生严重冲撞的结果。由于现实极其黑暗、极不人道，所以作为一个具有起码良知的普通知识分子，庄子难免要不满、要骂人，随之他会去思考，去寻求光明、人道的社会理想和生命理想，从而为天下也为他自己找到条出路。反过来，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希望越大，失望便越大，由于庄子的思考之路走得太远，他的理想期待难免太过完美，所以当他从高处回头，往下再看现实社会时，他就会越发地气不打一处来，越看越觉得不像话，越看火气越旺，越看越想骂人。

从现实到理想，再从理想到现实……在二者往复不断的摩擦挤压中，一个越老越来劲儿的“老愤青”就被“逼”成了。

庄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究竟有多黑暗，混乱到了什么份儿上？用孔子满怀惋惜的话说是“礼崩乐坏”，即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散架得差不多了，人们也根本不再遵守它，随便哪个诸侯卿相都可以不把天子当成一盘菜，自己任意发号施令起来了。在孔子看来，这成何体统！不过，老夫子“礼崩乐坏”的说法还太抽象，汉代《淮南子》一书中则对当时社会的混乱有着精确的量化描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

这么多国家和国君被干掉，你想那得打多少场仗、费多少钱财！要说起来，亡几十个诸侯国、死一大堆国君，这些倒不算什么。真正可怕的是，黎民百姓因此又得掉多少人头、流多少血啊！

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社会的情况更糟、更惨！惨到什么程度？现代大学者马叙伦先生把庄子的生卒时间大致考定为公元前369—前286年，有人据此编了一个“庄子时代大事年表”。从表上可以看到，在庄子生活的83年间，几乎每一年皆有重大的乱事发生，其中既有周王朝的东西分裂，更有频繁无休的诸侯间的相互攻伐、君臣间的上下篡杀，如此等等。

《庄子》书中的一个故事说：蜗牛的左角有个叫“触氏”的国家，右耳则有个叫“蛮氏”的国家，为了争夺地盘，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一次，一方竟然把另一方杀得“伏尸数万”！可是胜方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不过瘾，于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它紧接着又狠命追杀败走的敌军，十五天后才班师回来。从常识看，这个故事似乎荒唐之极——蜗牛的角能有多大点儿地方，怎么可能安下两个国家，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它们天天闹腾，乃至打一场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且旷日持久的的惨烈战役？

其实，大凡我们觉得荒唐的地方，往往是庄子文章的妙处。这个故事也是如此。其中庄子真正想说的是，当时各诸侯国之间频频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使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其目的有时竟然只是为了争夺鼻屎大的一点地盘或利益。故事虽是庄子瞎编的，但战国社会的惨烈场景，由此正可见一斑。故事荒唐吗？确实荒唐，没有比这更荒唐得不可思议了，但这却是铁的现实。而庄子给蜗牛角上的两个国家分别取名为“触氏”和“蛮氏”，则可谓别有深意：“蛮”者，野蛮；“触”者，相接而争斗，随时都会打起来。从中可见，在庄子心目中，当时的诸侯国不过是荼毒生灵、极其野蛮的战争机器，它们不仅毫无人道，而且还反人道。

蜗牛角上的故事，所比喻的是国际局势的动荡。各国内部的混乱情况又怎么样呢？庄子故意以春秋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为例说：大名鼎鼎的齐桓公杀了他亲哥，又强占了嫂子，照样被尊为一世霸主；齐国的大夫陈恒，杀了国君，窃取了齐国政权，本来是乱臣贼子的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掌国之君。与这些破事儿相比，战国时期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