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说得损点（但未必完全切合庄子本意，更不一定“政治正确”），那老房子既然已经着火了，只要别烧着房子外边的老百姓，就尽管让它烧吧；要是真能把房子烧塌，或者连房子带房主，以及房中供奉的偶像牌位都烧得一干二净才好呢！因为那样的话，庄子用“托古”笔法所描述的没有君主和官长捣乱、老百姓自作主张的太平生活场景，或许会出现呢。这一点，不知道是否能够解释有些学者所说的庄子这个“老愤青”一方面对世道极其不满，但另一方面却又缺乏热烈的救世情怀，甚至反过来对世道之乱颇为冷漠乃至有些幸灾乐祸的矛盾心理。

总之，庄子之所以不去“救火”，是因为他一点儿都不喜欢着火的那座房子，不情愿自己被房子的主人所差遣利用，不希望看到那行将坍塌的老房子“浴火重生”，恢复到它从前完好无损的旧模样，同时也是因为庄子感到自己确实无能为力。

对于现实，庄子经常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尘垢”。即绝灭生机的荒原、没有价值的糟粕、毫无秩序的污混。不幸处于这样的世界中，庄子本人最祈望拥有的活法是：绝不稀罕众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绝不掺和乃至一点也不挂念任何人间事务，以免生气上火；进一步，不仅忘掉世界，最好是再继续忘，忘掉自己的手足发肤、耳目肝胆，即把我的臭皮囊也忘了，从而使自己能够彻底地“灵魂出窍”，在精神上飞升漫游于“尘垢”之外。这样，人世间的治乱兴衰、肉体的生老病死、命运的祸福吉凶，都不再会使我徒添烦恼，于是何等清净超逸、何等逍遥快活、何等自由自在！

庄子把不染尘垢且“灵魂出窍”的“超人”，赞誉为“游方之外者”，而那些凡事循规蹈矩、热衷人间事务的人，比如孔子之辈，则被贬称为“游方之内者”。在庄子笔下，这两种人具有绝然不同的内在生命品质：前者之心灵漫游于浩瀚无垠的宇宙间，且已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而后者的所思所虑、所言所行却无不局限在逼仄狭促的人世中。哪个高、哪个低，何者值得向往、何者惟有被厌弃的份儿，自是一目了然。

“天下”篇说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意思是说，在庄子的冷眼中，既然世界已经如此沉沦，如此污浊不堪，那么，我也就没有必要同它一本正经地打交道，并且好好说话了。从中可见，庄子以游戏人间的姿态，在自身和现实社会之间截然划清了界限，拉开了距离。另外，从庄子的生命理想看，他自己无疑就是希望成为一个“游方之外”的高人。

但问题是：庄子果真做到了吗？

绝对没有。因为，如果庄子的灵魂已经既出世又出窍了的话，那么，他就不再会以怒目来愤视眼前的无道之世、无道之人，进而生气上火，骂遍形形色色的虚假权威了；而且，已经逍遥于世外的他，也没有必要再去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瞎操心”天下的未来出路问题。反过来说，庄子屡屡动气骂人骂事，并且在社会政治方面“痴心妄想”不绝，恰恰表明他的心灵仍然注视着人间、属于人间，而没有出离到现实世界之外，一去不复返。其实，这同样可以说是一种“游方之内”。

然而，与孔子者流相比，庄子的“游方之内”却是极度茫然、极度痛苦的。之所以强调说“极度”，其一是因为，孔子是以积极主动参与世事的方式奔走于“方之内”的，而庄子的“游方之内”却带有抗拒、被迫的意味，是出于某种不得已或所谓情不自禁；其二是因为，孔子在仕途遭遇挫折、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也曾茫然痛苦过，但他毕竟最后找到了一种寄希望于后来人的情感排遣方式——编书、授徒、搞学问，然而庄子呢？庄子内心的茫然和痛苦不仅要比孔子来得更为深重，并且根本无法化解、无处可遣。

庄子的生命困境真可谓一言难尽。身在如此之天下，心魂却丝毫不领受其中固有的生存法则；万分忧虑大火所殃及的天下苍生，自己却感到对此一无所能、莫可奈何；心中本有济世之志，却又不愿沦为世间强权暴徒的马前卒；既想为天下找到条出路，又明知那终归不过只是“痴心妄想”，是一厢情愿的“瞎操心”、“操闲心”；真想就此息心，飞到没有任何烦恼的神仙世界中去啊，但人间的万般苦难却不免拽住心魂停驻观看……该怎么解开这些永远也不可能解开的死结？又到底该怎么活在这毫无希望的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