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一些造反派到邓小平住所抄家，他们在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翻来翻去，希望找到一些“罪证”，可除了书籍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到。极度失望的造反派悻悻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不爱记笔记的邓小平，喜欢用数字说话。他是真正的“心中有数”。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用９０万、６０００万和６０万三个数字概括了西南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１９５０年１月８日，第二野战军举行完进入成都的入城仪式后，邓小平就感到部队的思想、主要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有必要加以提高。部队打了胜仗，进了城，建立了政权，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尽情享受胜利果实了呢？邓小平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面临的任务不仅更多，而且更艰巨。他先是起草了《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随后又在三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向中高级干部耳提面命。会议一开始，他就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

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邓政委此问何意。西南已经解放，敌人已经被消灭，只剩下零零星星的若干土匪，难道政委是指这个仗还没完吗？在这些南征北战的军人们看来，对付这些土匪，等于牛刀杀鸡，不好意思说是什么打仗了。

就在干部们的思索中，邓小平分析道，西南现在面临着９０万、６０００万和６０万三大任务。９０万，是指要把战争中投诚和俘虏的９０万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６０００万，是指西南地区７０００多万人口中，有６０００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组织他们实行土改，发展经济；６０万，是指在西南的６０万人民解放军，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面临着这样重大的任务，怎么能说仗打完了呢？

三个数字，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西南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给干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有些干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邓小平在基层，也特别喜爱打听数字。我们不知道这幅照片上的总书记在和小姑娘说什么，但从他伸出的两个指头可以看出，问的问题也一定与数字有关。

１９５８年２月，邓小平到四川农村视察。在隆昌县新生高级农业合作社，当社长拿出笔记本和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准备汇报时，邓小平摆摆手说：“不用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答到哪里吧。”

于是，在一片坪坝上总书记和农民开始了这样的问答。

问：“你全大乡有好多党员、好多团员、好多个党支部、好多个团支部、好多贫农、好多中农？”

答：“有５００多党员，７００多团员，１９个党支部，１９个团支部。”

问：“你们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

答：“大多数亩产五六百斤，小面积可达七八百斤。”

问：“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

答：“谷子分得到四五百斤，加上小春和杂粮，拉拢来算，一个社员平均分得６００多斤。”

邓小平听到这里，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

他接着问：“你们高级社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

答：“全社有５６００多人，１１００多户，社里有５个管理区，３２个生产队，全社有土地５８００多亩，人平均１亩多地。”

问：“社里喂了多少猪？”

答：“全社的公有猪、私有猪加起来共有５１００多头，人平均近０．９头。”

“看起来你们这几年养猪事业发展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还不算多，要争取发展到一人一头猪或是一头多一点。”邓小平评论了几句，接着问：“你们社有好多堰塘，兴修了多少水

利？”

答：“堰塘不多，新修的山湾堰塘比较多，全社有１０８个堰塘。”

邓小平批评说：“你们的植树造林搞得不好，没有什么树木，要下点功夫搞绿化。”

然后，邓小平提议进村里去看几家农户。

在农民郭士元家，邓小平问了能分多少粮食、两头猪一天能屙多少粪。

在另一户农民家，邓小平问了一个老大娘一天能绩多少麻、能有多少收入。

他还问了高粱、花生、油菜的产量，问了鸡蛋的价格。

每一个问题都和数字有关，每一个数字都和人民的生活、生产有关。

在农村这样，在企业也如此。

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到大庆视察工作。在一口油井旁和工人聊起来。

他问：“这口井每天产量多少？”

工人回答：用１２毫米油嘴每天产油１２０吨。

邓小平又问：用７毫米的油嘴每天产量多少？工人说可以产５０吨，邓小平说：“恐怕不止这个数，要有７０到８０吨。”

他问油田领导：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他还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的房子？（指职工住房）今年准备盖多少？每平方多少钱？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数字是冰冷的，枯燥的。但在邓小平的眼里，这些抽象的数字却是富有生命的，是实事求是的“实事”。了解了这个“实事”，才能做出正确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决策。

邓小平不光问数字，还帮着地方的同志算数字。邓小平算的账，十分细致。

１９７９年７月，他在黄山为当地干部算起了旅游账。他分析到：黄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的工作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搞好服务工作。“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１０００美元，有时钱花少了还不满意。”他指着古色古香的观瀑楼说，“一家住一天可以收他５００美元，起码２００美元。我在美国住旅馆，最低的是９００美元，高的有１２００美元。”他还建议说：“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小包，一二两的，包装搞得漂亮些，卖他几个美金。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游客带回去送人，表示他到过黄山。安徽纸、墨、笔、砚，也要搞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笔、墨、纸、砚，定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做。”“山区宝多得很。种柞树也很好。要搞经济林。要很好地发展竹木手工生产，搞好竹编生产，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每件收他几个美元。”“公园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泰国曼谷公园本国人收两角钱，外国人收一元五角钱。”

祁红和绿茶不管包装的多漂亮，都还是小插曲，邓小平心里真正挂念的，是一笔大账，是中国究竟怎样发展的大账。

他为这笔大账起了个名字，叫“翻两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