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比技术更重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制度，我们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分粥的故事在大兴安岭的深山里，有七个矿工被大雪困住，无法下山，只得待在小木屋里等待春天的到来。他们储备了一些粮食，如果计划得好的话，用来熬粥勉强能够让他们度过这段艰苦的日子。

偷窥社会学家的书桌第三章制度的妙想他们没有计量工具，也没有带刻度的容器，每天分粥成了一个难题。怎么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他们试验了很多种办法。

第一次，他们指定了一个分粥人专门负责给大家分粥。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还是一样，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总是最多最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碗粥中体现得一览无余。

第二次，他们认为大概是指定的人不够公平，只要民主选举出一个大家都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就能解决问题。起初这个被公认品德较高的分粥人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放任他腐化，就又把他罢免了。

第三次，他们修改了以下规则，在分粥人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监督人。起初这个规则运行得还不错，但是后来分粥人和监督人开始暗中勾结，从权力制约走向权力合作，这两个拥有权力的人分的粥最多。规则又失败了。

第四次，他们干脆民主选举了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了完善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各种花样翻新的方案，分粥委员会便据理力争，粥还没分完就变凉了。这个制度效率太低。

第五次，七个人谁也信不过谁了，干脆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可是这样就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又给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之中只有一天能吃饱，其余六天都饿得发昏。大家认为这一制度造成了资源浪费。

第六次，七个人为了互相制约，决定无论谁来分粥，怎样分粥，其他人都可以提出异议，一票否决。这回可真是公平了，每个人的意见都能体现出来。可是到了最后，粥根本分不下去，谁也喝不着了。

第七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好规则。每个人仍然轮流主持分粥，只是作了一个巧妙的限制：分粥的那个人领最后一碗粥。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规则下，七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因为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明白，如果他不把粥分均匀，那么最少的那一碗一定是属于他的。

就这样，七个矿工终于保住了性命，在粮食吃完之前等来了雪化开山的日子。

开往澳洲的囚船18世纪末，英国人来到澳洲，随即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这样辽阔的大陆，地广人稀，怎么开发呢？英国政府招募了很久，但是没有人愿意远渡重洋到荒凉的澳洲去搞什么建设。英国政府没办法，于是决定把罪犯统统发配到澳洲去，就算是让他们赎罪了。

英国政府把向澳洲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承包给了一些私人船主，按照从上船时的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因此船上条件十分恶劣，很多人还没有看到澳洲长什么样，就已经在长途航行中死去了。

3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424个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花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而且，罪犯的生命也应该得到尊重啊，英国政府因此还受到了人道主义的谴责。

为了降低死亡率，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作了硬性规定。可是这些措施不仅没有把死亡率降下来，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洋里喂鱼了。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告诉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久大计，不能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船主们的觉悟还是那么低，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终于，有一位英国议员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政府给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拿到了钱的船主们自然对犯人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英国政府随即改变制度，不论你在英国上船时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下船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自此以后，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意味着一份收入，于是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

用制度来解决问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制度的好坏无疑将影响人们活动的最终结果。无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组织，或是一个部门，或是一个团队，都必须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规则远比人的自觉性管用得多。在分粥的故事中，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分粥我们可以看出，单单依靠某个人的能力和品德，无法保证公正。更何况，现在的人们很可能谁也不信任谁。那么好，我们就指定一个制度，让制度自动解决这个问题。第七次分粥实际上就是从互不信任出发，用制度驱使人们公平分粥。

而在囚船的故事中，英国政府曾经试图用监督和提高觉悟的办法使船主尊重犯人的生命，但是都失败了。最后仅仅是制度上的一个小小变动，就轻松地提高了犯人在船主心中的地位。

从分粥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生活中制度建设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矿工们第一次的规则最有效率，但是最不公平，第六次的规则最为公平，但是毫无效率可言。矿工们明白，采用这两种规则，要不一部分人被饿死，要么全都被饿死，所以果断地另寻他法。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火车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春运的几天里，人们在售票窗口常常一张票也买不到，但是从票贩子手里却可以很容易地拿到高出票面价格一倍以上的票。据报道称，票贩子的票主要来自火车站内部职工。这些铁路上的分粥人利用手中的“粥勺”轻松地为自己谋取了利益，造成了铁路客票分配的严重不公平。

铁道部不断地采取措施对自己的员工进行教育，要求他们不要倒票，并且以绳之以法相威胁，但是似乎收效不大，过年过节的时候老百姓仍然买不到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制度上找找原因。或许在某一个环节上稍加改动，我们就能四两拨千斤，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

总之，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缺少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制度比技术更重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制度，我们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