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面试者合谋将美国工程师送上金星，美国太空总署却多付了200万美元。胡雪岩替左宗棠购置军火，清政府也为此多掏了好几百万两银子。

美国太空总署正与将被送往金星的人才面试。只有一个人能去而且可能无法再回地球了。第一个应征者，一位美国工程师，被询问想得到多少报酬。他回答：“一百万，我要把钱捐给我的母校。”下一位应征者是个英国医生，也被问了同一问题，他要求二百万：“我要留一百万给我家人，一百万则作为医学上的研究基金。”

当第三个应征者中国留学生被问到想要多少报酬时，他小声地在面试者的耳边说：“三百万。”面试者问：“为什么比其他人多了这么多呢？”这名中国留学生回答：“如果你给我三百万，我给你一百万，自己留一百万，剩余一百万我们可以把美国工程师送到金星去。”

把权力租出去这个中国留学生正在做一件我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的事情——权钱交易。经济学家们给这种行为取了一个他们认为比较科学的名字——“寻租”，也就是寻求租金的意思。腐败就腐败呗，寻求什么租金呢？

租金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是指因为某些资源不能无限制地供给而产生的超额收入。比如一个地方的土地都被大地主占有了，农民没办法，要想种地就得给地主交租；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技艺超群，谁也比不上他的水平，别人要想得到他创作的绘画或者雕塑作品，也得给他高额的报酬。

然而后来人们发现，除了地主和天才艺术家之外，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故意使社会上的某些资源变得稀少，从而让某些人借此获得超额的收入，就等于是政府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租了出去，让别人获利。这样，租金一词的外延扩大了，一切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而产生的收入都被称做“租金”，同时，依靠这种权力大发横财的行为则被称为“寻租”。通俗地说就是指权力与金钱的变换：以权换钱，以权谋私。

寻租理论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发展。它的倡导者之一布坎南还因与此相关的贡献获得了1986年度的诺贝尔奖。

胡雪岩与美国汽车商前几年在书刊、影视和街头巷尾着实热闹过一阵子的清末富商胡雪岩就是一个靠“寻租”获得超额收入的典型“成功人士”。

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10万两现银，“报效军中”。几年以后，左宗棠再次率兵赴新疆平乱的时候，胡雪岩付出的这份“租金”便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收益。

当时左宗棠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就等于是将权力出租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当然也不会客气，狠狠地从中赚了一笔。当时洋人的贷款利率仅八厘，胡雪岩给国家报账的时候却说成是一分五厘。经过他手的借款有六笔，总额1 700万两，利息累计达800万两，而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200万两银子。气得外交官曾纪泽直骂他奸商。

20世纪80年代早期，汽油价格扶摇直上，宽敞气派但耗油量大的美国国产汽车的市场需求量锐减。相对小巧玲珑而且省油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却大为出彩，市场份额步步扩大。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汽车工会联手组成强大的活动团队，花费巨资游说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阻止日本汽车进口，保护国内市场。最终，在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里根政府同日本政府达成了关于汽车进口配额的协议，3年之间使美国国产汽车的价格每辆上涨了400美元，日本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每辆上涨了1 000美元左右。1984年，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由于这一协议而增加了89亿美元。

看不见的脚踩了看不见的手很多经济学家们喜欢把“市场经济”比喻成“看不见的手”。因为市场上大家追逐利润的活动，即便是某些垄断，也大都是生产性的努力，也就是说是想把经济蛋糕做得更大。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反而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

可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泼来一盆冷水，说还有“看不见的脚”：很多从个人角度来看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可能最后对大家都不利。寻租就是这样一支“看不见的脚”。它常常是在政治上的秘密交易，不是努力生产而是努力分配，也就是说，这些人想的是怎么从别人已有的劳动成果中多分一杯羹，结果造成所有人都吃亏。就像一个观众踮起脚尖能使自己看游行队伍看得更清楚，但所有的人都踮起脚尖，谁也不能看得更清楚。

有了“寻租”，所谓的“市场”很可能就会失灵，也就是“看不见的脚”踩了“看不见的手”。因为在租金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谁不主动地为争夺租金而奋斗，就意味着谁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人们不再希望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却寄希望于种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如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甚至行贿，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争取获得政府掌握的平价物资、低息贷款、优惠政策等。

本文开头的那位中国留学生与面试者合谋将美国工程师送上金星，美国太空总署却为此白白付出了200万美元。胡雪岩替左宗棠购置军火，国家也为此多掏了好几百万两银子。而美国汽车商虽然保住了国内市场，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却不得不多花几十亿美元。

可恶的许可证奸商们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花钱从政府官员手中寻租的权力。政府官员很快尝到了租金的甜头，可是要是别人不想到他们那里寻租怎么办？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政府部门就主动想办法设立很多不必要的关卡与障碍，迫使人们为明明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向他们交租。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设租”。

比如，有一个省会城市，公安部门在城市主要道路上设立道路隔离栅栏时，除了给装有交通灯的大路口以及“惹不起”的单位门前留有通道出口以外，其余路口、单位门口、居民区门口、商店门口皆封得严严实实。有关单位和居民的工作与生活突然间变得极其不便。想方便吗？拿钱来：开个路口得上万元！几个月过后，路上隔离栅栏就添了许多的口子。这就是利用权力设租敛财。

发放许可证是政府“设租”的法宝。北京的出租车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原本让私人个体自由从事出租车行业完全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满足北京人的出行需求。可是北京市的交管局偏偏声称北京市的出租车市场已经饱和，必须进行总量控制，拒绝再发放个体出租车的经营执照，而是把有限的经营许可证发给了一批出租车公司。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通过经营权拍卖，每辆出租车可获数十万元收入，出租车公司获得一张政府授权的牌照，就可以获得稳定且不菲的垄断回报。而被迫受雇于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们却不得不每月向公司缴纳一笔丰厚的份钱。很多出租车司机索性开起了“黑车”，而北京市民也不得不忍受高昂的出租车价格。

向“寻租”宣战有些人认为出现“寻租”、“设租”这些腐败行为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商人们道德败坏，应该加强思想道德宣传，加强监督；也有人认为，“寻租”是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人人逐利，岂能不坏？

其实这些看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寻租出现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上的弊端。如果政府官员垄断了行政权力，可以自由地处罚和裁量别人，又无需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道德再高尚的圣人也难免将自己的权力出租出去。一项出于良好动机的政策，如果不严谨、不完善、不规范，那么手中握有某种权力的人就可能曲解它，甚至借此设下“陷阱”，将它变成设租索贿的工具。

而仅仅建立一个监督机构，很可能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比不治理更糟。有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牧童让狗去管羊群，又让棍子管狗。可又用什么管棍子呢？一般说来，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职能每扩大一次，每增加一个政府机构，每增加一个官员，每添一项审批权、管理权，都增加了一次寻租与设租的机会，寻租与设租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大。所以简单的监督仍不能解决“管理管理者”的难题。

而把“寻租”归咎于市场经济的人则把问题搞反了。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之前，利用权力寻租谋私的行为最容易发生。

说到底，我们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尽可能地建立健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竞争壁垒，鼓励公平竞争，不让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二是下决心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如，实行民主选举，司法相对独立，权力相互制衡，加强舆论监督，等等。一句话，寻租和设租都是围绕着权力而衍生出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从制度上管好权力的分配和运用，才能从根本上遏止寻租与设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