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的场面让我当场蒙了，明明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

我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店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一老头叫我过去登记。还好，登记簿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

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要和我谈谈，他随后就过来。冬阳女士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镜，看着我：“你就是那个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怎么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5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事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什么？”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站起来，说：“我非常忙，就简单跟你说说，你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以后就找他。”

冬阳叫晨歌过来把我接过去，寒暄了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