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立即让人产生一种蝼蚁般的渺小感。那些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不自在，以至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不得不努力装出一副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交车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车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不久，他们得意地告诉我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了，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什么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成立一月的新公司，就两个人。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有一台电脑、一台传真机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是旧货。我一坐下，把沙发坐哭啦。那是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在桌子上，杨星辰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们的业务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我开玩笑说：“你们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也开玩笑：“哪里比得上劳改啊，劳改还管吃管住呢。要是哥们儿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定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身后无人，几米处一陌生人却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个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我们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李皓还是光棍，住在老远的通州。两年不见，杨星辰风采依旧，李皓头上多了很多白发。

“每一根白头发都是一段艰辛。”他叹气，又看着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当年英姿飒爽下流倜傥啊。”

“一毕业七年啦，下岗啦，股市赔得一塌糊涂，我老爸去年又去世了，我容易吗？”我说。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伙惺惺相惜异口同声。

我问李皓：“你还准备考研？你觉得你还不够傻吗？”

“职场混，没办法。”他说。

“幸好开公司没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要不我只好孟姜女哭长城啰。”杨星辰说。

走进餐馆，一个坐在桌边的女子站了起来。杨星辰相互介绍说：“我媳妇陈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当年名震校园的走廊歌星。”李皓补充说。

“净拿山里来的孩子开涮。你们怎么不说我是时代的弄潮儿——下岗职工什么的。”我打趣。

陈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珑，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们东拉西扯海阔天空，离开餐馆时已经酒酣耳热，醉意蒙眬，进附近小区前，我笑问：“这里登记吗，‘来京目的’什么的？”

“一般要填来本小区目的，这取决于你的形象——还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杨星辰说。

“这个小区比较穷，工人住宅，也没什么可偷的。”陈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