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和股市——中国的两大“海绵”

大量投放的货币，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和股市两大领域吸纳，这两大领域的吸纳能力一旦受到限制，就必然促使货币流向农产品等领域。因此，国家为了避免民众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过于强烈，会小心翼翼地寻求某种平衡。比如，当农产品价格上涨，CPI涨速较快时，对房地产的调控就会放松。而当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趋缓时，调控政策就容易变得比较严厉。同时，房地产的调控与股市的打压，在货币超发的今天，一般也很难再同步进行——政府必须小心地为货币流向找寻出口。

物价上涨是纸币超发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的信号，也因此，当CPI持续上涨且涨速加快时，很多人出于对财富缩水的恐惧心理，会积极买房，把纸币换成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的购房行为，实际上相当于被动的投机，这时候的房屋其实已经变成了存款的一种存在形式，确切地说，就是一种金融产品。

当越来越多的人出于避险、增值的需求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时，住宅的金融属性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醒目、越来越突出。当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取代商品属性，其功能由相应的居住为主导变成以财富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力量，就不再是实际的供求关系，严格地说，不仅仅局限于实际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货币政策越宽松，流动性越充足，简而言之，货币供应量越大，房价的上涨速度越快、幅度越大。

我在研读相关专著时，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凡是房屋交易频繁（包括换房）、投机盛行的国家，房屋的金融属性都会体现得更为分明。但是，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交易频繁与房屋质量差（不得不多次升级）、投机盛行有关，而国外则因为房屋质量都更有保障，能多次交易，也才具有金融属性。

大前研一在《心理经济学》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四次房子。与一生只有一套房子，房屋贷款要35年才能还清的日本人相比，美国人的住宅更像是金融产品。我曾在杂志一类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把美国住宅的这种现象称为“不动产的动产化”。美国住宅寿命高达100年，只要位置恰当，住宅就能类似金融产品那样升值，而且，获利空间很大。只要利用住宅上涨赚取的利润，美国人就能一间一间地换房子，而且，越换越快，最后就能在高档住宅区买下一栋大房子。

通过大量数据的对比，我发现，凡是房屋的金融属性突出的国家，很容易引发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最终都会拖累金融业，引爆危机。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当住房的金融属性体现得比较充分时，它对货币的吸纳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2010年8月，CPI同比上涨3.5%，涨幅创下年内新高，与此同时，房屋销售量也突然快速上升。民众出于对货币贬值的恐惧，再次蜂拥入市，推动原本已经畸高的房价继续上行。其实，中国的房价一直都是在这种恐惧心理下推动的，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需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控制货币发行量，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仅仅靠货币政策“回收”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死老鼠成为货币，您爱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