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早期以"人原为理性的存有物"，或后期以天赋人权来论证，康德都把人即目的的主张纳入他所谓的绝对道德，亦即"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是本体的（noumenal），是超验的，同时也是先验的（àpriori），出生时便安置于人的内心。它超越现世的宗教、政治、科学以及世界所有的价值与现象。

所谓实践理性，实则是实践纯粹理性的简称。比实际纯粹理性还明显属于本体的，则为纯粹理性（pure reason）。依康德的思想体系，时间与空间的数学结构便是纯粹理性的地基，它们尤其是先验而绝对的。

半个世纪之后，非欧几何（Non-Euclidean Geometry）的发现，显示另一个空间结构的存在，康德心目中的那个欧几里德空间不再是唯一而绝对的空间，而20 世纪初相对论的建立，更告诉世人，时间观念也可以因观测系统改变而不同。康德纯粹理性的地基崩塌了，连时间与空间都不再是先验而绝对，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面，作为代表上帝的至善，其先验而绝对的基础，亦随着动摇。

不过"人即目的，不是工具"的信念，并没有因为康德先验理性哲学的基础动摇而跟着瓦解。事实上，使得它的轮廓逐渐清晰的，并不是任何哲学体系的勾勒，而是人真实的历史。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人即目的"的信念，便在这空前剧变的历史尘埃中，逐渐成形。

跨入19 世纪，工业革命逐步从根本改变了人生活的面貌，人在技术上成功地完成了能量形式的转换与贮存，黑夜变成白昼，偏远变成近邻。在工业革命促成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同时，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跟着兴起，殖民的浪潮席卷亚非与拉丁美洲，亿万生灵在来不及看到摸到殖民者的枪身炮筒之前，已陷入灭种灭族，天地不应的劫难。近代严酷的国家主义，在富国强兵整齐划一的步伐声中成形了。国家神话被精心地刻画。曾经为了保护革命成果，在巴黎慷慨激昂的人心中凝结起来的征兵制（法国当时因征兵制而参军的兵员人数，超过其他欧洲各国联军人数的总和。欧洲在此之前各国发动战争只能募兵，其主要原因是人民不愿替政府舍命打仗，政府也无法驱使数十万人民上战场。许多战争皆因募兵不足而打不成。由于募兵成军，兵员便等于军费，两军交接，发现己方兵力不足，打起来必败，便主动割地或赔款求和，因此欧洲在18 世纪之前的战争，不像后来近代国家通过征兵制发动的战争那样惨烈），不久便被引进欧洲各国，结束了过去募兵制下兵源短缺的有限度战争。更由于国家主义的推波助澜，战争的规模急速扩大而动辄横尸遍野。借工业革命而壮大起来的资本主义，正剧烈地恶性发展，使失去生产工具的广大劳工及其家人，一夜之间变得赤贫如洗，三餐不继。阶级的尖锐对立，把国际歌深沉的声浪和血泪送入云霄。而反映着"人类一家"最高情操的西班牙保卫战，竟然只换来理想的寂灭与独裁者的狞笑。然后是几乎毁灭人类文明自身的两次世界大战，鬼呼神号的韩战与骨肉流离的越战。究竟人是目的，抑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