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鬼魂在炮火与血光中惶惑地颤抖。

几经浴火重生，人终于听到人道主义自人类古老的心跳中传来。那古老的空谷足音这次变得清晰可辨，是因现代社会的丰裕。到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人的个体开始拥有条件从传统的经济组织，从严密的社会组织之中游离出来。在物质的基础上，个体似乎可以从集体的宰制下挣脱出来，重新面对人是目的抑或工具的课题。

从漫天飞扬的历史尘埃中走出来，人终于看清楚本身原是自然的儿女，是自然孕育、自然赋予的生命。"人即目的"的基础不必建立在先验的理性、上帝或哲学。作为自然万物的成员，人要发展生命、充实生命，完成生命，便是生命个体的目的。对于人的个体来说，生命本身便是目的，即使为利他、利众而自我牺牲，也应基于生命本身的内在信念与自我锤炼，基于人完全的自由意志。对于人的每一个个体，他（她）本身便是目的，这样的主张是天经地义，正如婴儿出生就有吮吸的本能一样，是先验而毋庸争议的。

其实"人即目的"的主张之所以引起千年的争议，它的背景是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故事。

二、 人的异化

人类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姑且套用这类的神话）之后，开始萌生智慧，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于是便漂泊流离，备尝艰辛。面对洪荒与干旱、猛兽与疾病，人不只需要群居，而且需要经营社会组织，谋求安全与效率，以共同通过自然加诸人的考验。但当社会不断演化发展，组织即日趋严密。社会组织一方面提供人的安适与便利，另一方面权力则日益集中，人的个体便渐渐沦为社会组织的工具。社会组织-如国家、宗教、种族、家族、地域、甚至生产系统与消费体制本身，渐渐凌驾于个人生活需要之上，而适应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价值观，又回来左右了人的意识与发展。

人类历经原始、封建以至近代社会，到康德之前，君权神权早已垄断了多数人的心智，而在康德深入思考人是目的抑或工具的启蒙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欧洲社会刚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夕，帝国主义正在形成，各国为争夺原料市场积极加强军备。在腓特烈二世的禁令下，康德的声音终于沉寂下来。此后黑格尔（G.W.F.Hegel）、马克思（Karl Marx） 及自齐克果（S?renKierkegaard）以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相继登上思想史的舞台。在他们身边的人类社会，同时亦掀起空前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