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开始耕耘人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指出人的历史，便是人本身异化的历史。马克思更认为人在机器生产中，只是工具，人的人性（或说人类本质与创造力）要从机器生产的宰制中解放出来，回到他自身，亦即回归于"人的自我实现"（弗洛姆[Erich Fromm]用语）。而进入20 世纪，一系列"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性灵，都在肯定人的存在，肯定存在先于本质。但毁灭性的战争、军事扩张，与人物化异化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地笼罩着人的良知。

如果说拯救人免于沦为工具，肯定"人即目的"的天赋权利，会在20 世纪末露出希望的曙光，那么那一道曙光却来自马克思曾经控诉过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历经两个世纪才积累起来的生产力。这是历史辩证的讽刺。

一方面人为了通过自然严酷的考验，经营社会组织，探询自然内部的秘密，发展生产技术。可是胼手胝足、努力设想的结果却是把人置于社会组织、生产机器与消费体制之下，使人沦为集体意志、生产技术与商品的工具，使人从自身以及从自身与世界不断相互作用的创造活动中，异化出去。尤其近几个世纪，人为了获取生活资源，提高生活条件，离乡背井，历经变故，最后竟沉沦于机器，消失于战火之中。

另一方面，几度沧桑，人的生产力提高了，人的财富充实了，自然对人的生存已不再构成威胁（反过来只有人需要担心自己对自然过分的掠夺）。这时候，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则有利于消弭个体与集体的对立。

充沛的生产力使生活资源无虞匮乏，集体安全的威胁减少，同时经营经济生活的基本细胞亦相应缩小，个体可以因而拥有较多的自由，而不与集体利益直接抵触。而且伴随生产力发展的则是，教育资源广被，个人知识水准普遍提升，人能较精准地认识个体与集体间的权利义务。而大众传播的普及，国际交通的发达，又使得人的视野拓展。半个世纪以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无知而产生的敌视，因隔阂逐渐消除而相对降低，集体的安全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