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三国时期便有过对于《佛典》翻译方法的争论，翻译工作发展到后来，人们对严复的“信、达、雅”又有新的理解，提出“正确、通俗、易懂”，也即：主张译文的“求真”即“信”。“准确性”无疑是放在首位的。其次是主张译文的“易解”，即规范化的语言，流畅易懂，即“达”。另外必不可少的是保存原作的文采、风格，即“雅”。如果用现代人理解来概括一下，即“准确、语言、风格”来衡量译作的话，诗歌是最难于“达 标”的。

俄国对于翻译工作的讨论也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高尔基就“考问” 过大翻译家楚科夫斯基有关文学翻译的“原则”，一开始楚无以答对，随后他 悉心钻研，著书立说，并有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俄罗斯翻译界形成两大派， 一是追逐“语言”，一是追逐“艺术”，二者各不相让，矛盾。

1940年萧三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左的进行曲》之后，关于翻译诗歌写 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话：“翻译外国诗成中文本是最不容易的事，比译散文和小 说困难得多，如果认真，不仅意译而且求其原诗的音韵，拍子，色彩等的话， 有些严格的人说，诗根本不能译成外国文。无论怎样译得好，总要‘走味’的。

这话也有几分真理。 “反之亦同。

相对来说，这批俄国翻译家们，尤其罗姆，摆脱掉了那些”框框“与”禁 锢“。罗姆等人的翻译既不是追求”逐字逐句的准确，艺术上不等值“的翻译， 也不是追求”艺术上的等值，而背离原文的意译“，前者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方 法，是原文的复制，后者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方法，译文服从于译者的创作思 想，可能与原文出入较大。

罗姆等人的翻译基本找到了译文的艺术性与原文艺术性相符的关键，即： 语言上的相符是为艺术上的相符服务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了埃弥?萧讲 解、分析，语言上的”对应“问题不大，在表达感情、形象、句子、段落上也 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抓住了埃弥?萧诗歌之”魂“。”诗魂“是诗歌的生命。

有了它，才会有诗歌的韵味、色彩与节奏，才能使全诗的起伏、画面以及意 境的营造与原诗毫无二致，最终做到：译文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达到统一。

罗姆和他的朋友们能做到这点与他们的天赋与诗感分不开，首先他们是诗人，懂得诗歌的规律，同时也和埃弥?萧精通两国文字、深谙两种语言异同、”把关得力“分不开。

俄国翻译家们已经尽力做得酣畅淋漓、难以挑剔了。阅读罗姆等人的译诗是一种享受，它们译得都很美，读起来如行云流水，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亚历山大?罗姆翻译埃弥?萧的诗作是花了大量心血的，它不仅仅体现在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他的所有译作，无论长的、短的俄文译诗都忠实并准确地表达了埃弥?萧诗歌的原意，意境形象、语言个性、民族特色都很精到。埃弥?萧原诗的音乐性和美感，也表现得比较充分，他对于原文的忠实，绝不是死板的字面上的照搬。罗姆所有的译作都具有深深的震撼力，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这点，笔者在此次”还原“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