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萧三心智更加纯粹、精神更加高尚、胸襟更加坦白。他丝毫不掩 饰以往的过失、缺点与不足。而有些东西，他不说别人并不在意或者是别人 根本无法知道的。由此可见他的坦率与诚实。例如：他说多年来《国际歌》 的译者没有署上“陈乔年”的名字是自己不对，他“对不起死去的乔年”。事实上，在东大时，《国际歌》的主要译者是萧、陈二人，后来国内流传的文字主要是1939年之后，经萧三多次修改后的版本。此后在许多报章杂志上的“译者”只刊有“萧三”，而没有“陈乔年”的字样，照理说无可厚非。到了“文革”时期，情况更乱，不仅经常没有译者名字，就连译文也“根据需要”做了“改动”，而这个“改动”的根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去掉“萧三” 这两个字 ……几十年后，这件事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说“多年来《国际歌》 1978年8月11日，萧三给作者的信 的译者没有署上‘陈乔年’的名字”，是自己的错。无论如何，“他最初还是参加了翻译的。署上他的名字，也有纪念他的意思，这样才好。 “短短的几句话，体现出他对同志、战友、先烈们的深厚感情。

1926年，萧三在上海参加了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到过一些工厂，在此期间他酝酿并撰写了《三个（上海的）摇篮曲》、《南京路上》、《血书》等著名诗篇。晚年时，他对我说：“当炮火连天，打得十分激烈时，自己不能像周恩来等人那样勇敢，不敢出来，有恐惧思想，怕死。可耻啊！”这种真诚地公开灵魂深处秘密的做法，更加深了我对老人的尊敬。

他还主动地和我讲起自己的私生活。说他和一位女士私下有多年同居关系，“文革”里她受到牵连，挨斗并被发配到了外地，他很对不住她，她的儿子来找过他，当时自己还没“解放”，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讲到这里，他的眼睛蒙上一层阴暗，语调里充满内疚，十分沉重。但事实上，据说那位女士并非或“并非完全”是受了他的牵连，可能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个男人 ——俄国大使馆的官员。这点萧三一直不知道，把错全往自己身上揽，足见其心地之善良。

萧三是人，不是神。他勇于揭自己之“短”，尤其那些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之“短”，他这种“敢道人之所难言”、敢于挖掘人性深处丑陋的精神，则更显得其灵魂的纯净与坦然，更使人感到亲近。

1982年 5月中旬，萧三突然病危。作协领导命我为他赶写“悼词”。“悼词”写毕，书记处很快通过。不料萧三以他顽强的毅力又挣扎了起来，不仅又度过了一个生日，而且还从容地安排了自己念念不忘的最后一件事 ——给胡耀邦写信。

这年岁末，去世整整两个月前，萧三曾口授过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要求帮助“组成几个人的班子（名单有我的秘书提交） “，把自己”延安以来的日记“整理出来”奉献给党，绝不能‘带走’ “，”一旦此事告终，我死也瞑目“。四天后，胡耀邦亲自批复应允了他的请求。然而萧三已经仙逝，这件事便石沉大海，无法操作 ……尽管这件事不是我左右得了的，但它依旧令我灵魂不安，我没有完成对他的这一承诺，失信于他。我深信， 将来一定会有人再重新把它翻开。

萧三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应当是 1982年10月25日，他误写成1992年（假如真是1992年该多好！）。紫色水笔墨迹很淡，就像这位耄耋老人最后的生命岁月，在风雨飘摇中血脉日渐微弱，不知什么时候这根线就会断掉。信里写着： 亲爱的陶陶奇卡： 很高兴，得来信。我很难写字，再也不能写信，请原谅！我不能想象，你现在（和将来）要做多少工作（当时我正在整理、编辑他的全部文稿与诗稿。我曾郑重地向他保证过，一定会完成他的嘱托）。我不能想，（这是）我自己也更想不通的。但在可能的日子里看得见大作，我很高兴！（以下指他 86岁寿辰的贺礼）我很喜欢你的厚礼。这天下午还收到艾青夫妇自己送的一瓶厚（笔误）的菊花。每天要浇水。还有朋友送来的条子、吃的等。真好吃，也好看。喜欢你的礼物的题字，——真难受啊！难得写字 ……（下面有些乱了，略 ） 这是最后的一封信，绝笔！让人不忍卒读。显然他还有许多话要说、许多字要写，然而这双手、这双给人带来力量与温暖的手、这双勤于耕耘的手、这双诲人不倦的手，却永远地垂落了下来 …… 令我欣慰的是，我执笔写下的那个”悼词“在王震主持的追悼大会上由胡乔木同志作了宣读，并且在我编的萧三文集《珍贵的纪念》中以胡的名义作了该书的《序》，这也正是我要对他说的最重要的告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