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纪的增长，萧老的疾病越来越多，抵抗力越弱，越难治愈，于是他就更加着急工作，性情也就越加急躁，动辄就发脾气，和忠受委屈的时候很多。我劝说解释也没用。和忠却说：“只要老头高兴，怎么都行。 “我没有刘和忠的涵养，真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给老人写了一封信：“亲爱的伯伯：……这周因有其他工作不知能否去看你（略）。上周我与刘和忠又商量了一次工作，他工作抓得很紧，他除了编书之外还要管日常事务，工作量比我大得多。我跟他相处这么多日子，觉得对他的一贯看法没有错：他这人宽厚、开朗、容易相处，对您的工作很尽心，是不可多得的助手，您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他，可您还不时地对他发脾气 ……最近在图书馆里看到 ……有您两篇文 章……（略） “这封信的时间是1982年10月19日，他一直保留着。再说写作。我为他代笔撰写的每篇文章，他都要认真阅读仔细批改，绝不马虎。这 些文章经常受到他的鼓励，同时也经常受到他的告诫或批评，然而语气却总是柔和的。1977年 4月12日他给我的信里写道：“请你不要写得太快了、太草了、太细了（后者是你昨天自己说的），同时简笔字也请注意现在流行的……你不以为我太苛求吧！……今天下午过细地看了一遍后的感想。 “有些字他还工工整整地描了出来。当时我看到信后，实在是愧疚万分：我怎么这么差劲，怎么可以让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这样费心啊！当然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他见我忙于工作顾不上读报和关心时事，他便会拿起报纸来考考我，他不止一次地教导我：要坚持不懈地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中共十二大之后，他用俄文给我写了个条子：“学习、学习、再学习！如果每天都有所长进，那多好啊！” 1981年冬天，萧三审阅了我代他撰写的一篇文章后，先是鼓励，后又提了几处中肯的意见，最后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四个字“文不厌改”。他递到我手里后，说：“我送你这四个字，你再改改吧！”也许萧老不曾想到，这四个字在我后来的文墨生涯中，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座右铭”。我知道，虽然我做得很不够，但还是尽量去做了。

他还对我说过：“文章还是再三推敲、‘事后至少看两遍’为好，不必急于拿出去。 “（1982年 2月信）”文章多看看、多改改没有坏处。 “还有一回，他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开头写得好极了，我一看非常高兴，可是到了末尾就很不带劲，虎头蛇尾，再改改吧！”“再查查、再核对核对！”他自己更是这样，改了又改的文章一旦送出又发现了不妥之处的，无论它已被送到报社还是已给了出版社，他都一定要追回来再改。和忠为了给他“追稿”，不知跑了多少路。萧三对我既严格又宽容，他即使批评，也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头发梳好？”我没怎么在意，因为批评我 头发乱的人太多了，我先生为此还提出过多少次“严正抗议”呢。不料几天 后收到他的来信，向我道歉，说自己批评我的头发时“太粗鲁了”，他是那么 心细，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其实我早已忘记了。

到了晚年他思想变得更加单纯，人世间的虚荣浮华、名利升迁、蝇营狗 苟之事离他更加遥远了。他一心“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脑子里除了工作 就是学习。那些年 ，他带病修改再版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主编了《革命 烈士诗抄续集》，修改、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诗歌、文章。

晚年，他经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向周围的人们伸出 热情的援助之手，一如既往地关心与体恤别人。他亲自接待来访、亲自回复 来信、亲自为许多集邮爱好者签名留念；给我小儿子买“儿童节”的礼物、给 我寄来治疗眼睛方法的剪报。有一次，我陪他去看病，本来是小事一桩，事 后他却来信说：“一万个抱歉！我没有叫车子送你回家。你，一个伤风很重（的 人），挣扎着为我办事，而我的脑子竟那么迟钝，不给你一点方便。我太自私 了！回到家里耶娃为此重重地责备了我，我才觉悟；我惭愧、悔恨到无地自 容！万望你原谅我呀！……”（1978年8月 11日来信） 一对在冤狱中度过七年、被毒蝎蜇伤了的夫妇，一个被长期熬煎严重损 害了健康的病人，一个每月只拿着几十元生活费的“穷家庭”，哪里会有钱去 雇车？心地善良、可敬可爱又可怜的老人啊，谁不帮助你们，天地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