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萧三跟我讲他在海参崴的那次可怕的遭遇：一场大雪好像刚过，四周白茫茫的，对面不见人影（多像我今天这情景！）。傍晚萧三想到中国工人俱乐部去，经过一条比较陡的街道（这点不像，莫斯科的街道大多平整），路灯也不明亮，萧三似乎听到铃铛响声，还没来得及躲避，几个孩子乘的滑雪车便从他身边急速而过，滑雪车碰到萧三的脚，他被重重地摔到马路一边的石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一个朝鲜籍苏联民警发现了他，雇了一辆马车把他送进医院。到了医院萧三就呕吐了，值班的年轻医生认定他是喝醉了，问他家庭住址。这时他还清醒，说明白了，值班医生又让马车把萧三送回家。他上楼梯走了一两步就又昏了过去，家人把他抬上床后他继续呕吐。家里客人中有位知识分子，问了萧三几个问题，答不上来，断定是”摔糊涂“了，而且不轻，立即雇了一辆汽车把他送进医院。医院夜班医生是神经科大夫，确诊为”脑震荡“，给他头上放了块冰袋，躺着不让动，一连躺了三个月，头部还是不能动，大小便都在床上，吃饭要有人喂。”这医生还算高明， “萧三笑道：“三个月不让动，三个月后才可以下地走动，但是还不能抬头，我和医生也说法语。我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要回中国去，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医生回答：‘我们只看病。你现在害了这个病，虽然起来了，还是成了残废，你可以出院回家休息，休息几个月。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莫斯科，那里的中国同志听说我死了，正要开追悼会呢。后来才知道真相。暑假到了，我给暑期训练班讲一点政治常识，讲完后非常疲劳。后来瞿秋白把我安排到莫斯科治病，火车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要走十来天，因为当时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国民党右派与苏绝交，为了安全，我用了化名。同车的苏联军人对我照顾很好。到达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把我安顿到中 莫斯科一景 国革命大学，也就是孙中山大学的‘特别班’，也就是‘老头班’，徐老、吴老、董老、何老等都在这里。他们照顾我睡‘自由铺’，同吃，同住。这个‘特别班’里有几位同志被分配在中国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工作。他们看我俄文不错，介绍我去学院里，可我还是不能工作。不到一个月，学院秘书对我说：‘我们不能雇用你了，你有病，你去找中国代表团吧！’中国代表团把我介绍到苏联国际革命者援助会，那里的主席叫斯达索娃，是共产党员，做过列宁的秘书。中国代表团派了一个代表找了斯达索娃，证明我有病，不能工作，请救济会帮我治病 ……” “这就是您在苏联大雪里的倒霉经历？怎么这么严重？”“是啊，好多年后有时还会头晕。 ““可您好像记忆力没受什么影响，还是相当好嘛。 ““不摔会更好。 “萧三笑了，”俄罗斯的雪天要特别特别小心哩。 “ 俄罗斯的雪天、摔跤、脑震荡、小心 ……如果我也撞上什么人或什么车，如果我走到马路旁边下水道处，而那个”井盖“正好被人偷去换钱（在俄罗斯有没有”井盖“不知道，但的确没听到有这种情况），我若真掉进下水道”呼天天不应“，怎么办？如果我也摔个”脑震荡“什么的，肯定会傻了、呆了，接着也就”废了“……天啊，我该怎么办呢？我急得一身汗，脑子里一 团乱麻。

正在我举步不前、心急如焚的当儿，一阵”沙沙沙“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 向我逼近，来人是一位老者！他好像身着白大衣、白靴子、白帽子，眼睛鼻 子上也抹着白，整个一个活动的雪人！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样，急不 可耐地向他打听去路，可他却不着急，慢吞吞地打量着我。他好奇地问我从 哪里来，是亚美尼亚还是乌兹别克？我说还要远，是中国！老人立刻来了神， 高兴地说：“噢，中国，我去过！我去过！我曾率团访问过中国！我见过翦伯 赞、郭沫若，我还知道中国诗人埃弥?萧！” 埃弥?萧！这名字也让我吃惊不小。萧三已经仙逝了好几年，在这遥远 的异国竟然还有人清晰地记得他！此刻老人的眉毛、胡须上都结了一层薄冰。

我不忍让他久立，便问可否在电话里同我谈谈埃弥?萧？老人欣然应允，当 即告知了电话号码。

看来老人非常熟悉这个地区。我按照他的指示：向左大概几米、向右大 概几米 ……顺利地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