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宋］王安石《桃源行》

我频繁地做一个相似的梦，梦见自己驾着一只小船，在一条林木杂花夹峙的小溪上漂流，水的尽头是一个山洞，山洞以竹木为门，我每一次都是在洞口要推门的瞬间醒来。回忆梦中的景象，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了又想，就想起了桃花源。

长久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文人的梦幻，成了失落的人间天堂的象征。陶渊明这样描写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归结起来，这个令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世界，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自然环境优美，桃林、芳草、落英，这是桃花源的背景，排列整齐的房屋，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池塘，茂盛的桑树竹子，纵横交织的小路，这是桃花源世界的景观。二是人文环境和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闲暇无事则饮酒欢笑，其乐融融。因为耕者有其田，人人自食其力，没有竞争，没有攀比，人人都觉得很幸福。因为不需要君主，不需要官吏，也就不需要交纳赋税。

在两晋时代，因为到处是战乱和灾荒，到处肆虐着暴政和贪婪，统治者被认为是现实社会中苦难的根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阮籍写出了《大人先生传》，鲍敬言写出了《无君论》。阮籍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鲍敬言认为“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远古的黄金时代就是无君臣的时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势力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这样的社会理想显然是受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影响。所以陶渊明幻想在山林的阻隔和保护下，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

这个被后人视为道家小国寡民和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形象展示的乌托邦世界，实际上有着现实根据。在那个动荡年代，确实有许多人在寻找这样的人间天堂，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刘敬叔《异苑》所记武陵蛮故事，武陵蛮人逐鹿入石穴，攀梯而上，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这个故事也出现在庾仲雍《荆州记》中。《桃花源记》文中所交代的时间、地点都可考，而对桃花源生活的描写，虽与现世的动乱、政治的暴虐、人生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然也不是全为空想。《宋书 夷蛮传》记武陵一带蛮人居住深险的山中，没有徭役，称为五溪蛮。中原百姓为逃避战乱或赋税徭役，多有逃入荆蛮之地者。《宋书 夷蛮列传》记载：“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居皆深入重阻，人迹罕至焉。”《桃花源记》中提到的南阳刘子骥名刘骥字子骥，《晋书 隐逸传》有传。苏轼、王安石都认为陶渊明所描写实有其地其人。

现在看来，陶渊明的桃花源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都很平常，耕者有地，自劳自食，本应该如此，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幻天堂。“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不缴租，不纳税，竟然成为乌托邦的空想。自西周至两晋，一直到近代，王朝频繁更替，社会经济制度变化巨大，但耕者无地的现实一直没有改变，土地或曰国有，或为豪强所占，百姓耕作的血汗供养着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土地成为万世百姓的伤痛。

在陶渊明所处的乱世，桃花源记被视为人间天堂可以理解，但在后来的太平盛世中，桃花源仍被视为不可能实现的梦幻，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也与刘晨阮肇故事、荥阳人故事故事一起归为神异小说。《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故事写刘、阮二人由剡县入天台山，迷而不返，偶于水边遇神女，被邀至洞府，与神女成婚，居十日求归，而家乡已非原貌，人间已经过七世。《搜神后记》中的荥阳何姓人在仙人引导下进山洞得田数十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