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写书出书，李渔还办了一个家庭戏班。明清时代，士大夫沉醉于声色之娱，蓄养家庭戏班成为名儒显宦附庸风雅之举。与那些人养戏班为自娱和炫耀风雅不同，李渔的家庭戏班带有经营性质。他的戏班由姬妾组成，而以两个爱妾乔氏、王氏为台柱子。李渔带着戏班子四方游走，为达官贵人巡回演出，赚取钱财，又结交了朋友。每到一处，附庸风雅的显贵们都争着抢着把他待为上宾。中年之后的李渔成了富翁，他在南京和杭州置别墅，养了很多美女。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渔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李渔可以说是从古到今最会生活的人，他将生活真的变成了艺术。他自己设计制作家中用具，比如他设计的凳子，在一个中空的方盒，里面灌上凉水，再盖上片薄瓦作凳面，就是凉凳，夏天坐着非常凉快，在凳子下面装上抽屉，抽屉里点几块炭，冬天坐着很暖和，就是暖凳。他在两间房子的隔墙里点灯烛，一灯两用，既省灯烛，又不影响照明。他在巨幅花鸟画原本该画鸟的地方挖了个洞，再放上一架真鸟，以真乱假，让人惊奇。他夏天睡水床，冬天躺暖椅，在床上种花，让花香伴着悠然入梦，连马桶都很考究。

李渔一生写了很多书，最得意的是《闲情偶寄》。他在这部书的后半部里谈女人、房子、家具、饮食、种花、养生。在李渔看来，异性、花草、居室以及任何生活细节，都是艺术欣赏的对象，都可以是快乐的源泉，关键在于你会不会发现，会不会欣赏，有没有那个心境。李渔把美食、美女与艺术作为一生的追求。他在《闲情偶记》的“声容”章，从肌肤、眉眼、手足、态度、熏陶、点染、首饰、衣衫、鞋袜等13个方面阐述和发掘女性之美，简直可以当作女性审美之教科书。李渔对美的东西有一种病态的爱恋。他喜欢花草，喜欢园林，喜欢美女，凡是美的，他都喜欢。有一年李渔家里快没钱过年了，还要去买水仙，他的妻子说，饭都吃不饱，还养什么花。他大发雷霆说：水仙就是我的命，是肚子重要还是命重要？

《颐养部》的第一篇就谈行乐。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即使天天都是欢乐，时间也有限，何况百年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锁、惊风骇浪？千古不仁，没有超过造物主的，因为造物主用死亡来恐吓人。但是造物主又很仁慈，知道人不能不死，所以时刻提醒人，劝人及时行乐。明代有个文人叫康海在北邙山麓建了一座园亭，开门见到的就是丘陇，有人问他：“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康海回答说：“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他在书中详细讲述了行乐之法，富贵者固然有行乐的资本，贫贱者也有行乐之法，在家有在家的快乐，外出有外出的快乐，睡着乐，坐、行、立也有乐，听琴观棋、看花听鸟、蓄养禽鱼、浇灌竹木各有各的情趣。

清代金圣叹作《三十三个不亦快哉》，我国台湾作家三毛写过一篇文章《什么都快乐》，在李渔看来，真的是没有什么能让他不快乐。快乐并不由环境，也不由物质条件决定，全在于人的内心，“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李渔再三表示，他的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带给人们笑声。他说：我的诗文，都有笑料，要是你看了几行还不笑，那肯定是假的了。

周作人在小品文《吃茶》中写道：“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人生要快乐实际上很简单。现代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现代人一个比一个忙，大家都说没有时间，实际上不是没有时间享乐，是没有享乐的心境。现代都市中有那么多茶馆，有那么多人去喝茶，但多是借喝茶谈生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滚滚红尘中有那么多的诱惑，熙来攘往的都是求名求利之人，要他们停下来真的很难，但如能忙里偷闲，吹吹山野凉风，品品淡淡的绿茶，或许可抵十年尘梦。

李渔出身于商贾家庭，又饱读诗书，使得他既能俗，又能雅；既能“儒”，亦能“商”，再加上明末清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终于造就了李渔，成就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文人。李渔放弃了仕宦，选择了逍遥自在，他坐拥书城，卧拥美女，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是真才子自风流”。他既不愿意当官，也不愿意不朽，只想着怎么快活怎么来。当不了圣人，当不了贵人，就要及时行乐，没有必要当假道学。李渔根本没有想什么扬名不朽，但在无意中不但红极一时而且还流传于后世。李渔喜欢戏剧，自己写剧本，组织家庭戏班演戏，自己当编剧加导演，他将小说称为无声戏。在李渔看来，人生就是戏，每个人都是戏中人。

康熙十二年，李渔带着家庭戏班来到湖北，不久乔姬病逝，年仅19岁。第二年夏，李渔再游京师，王姬又得怪病而死去。李渔戏班精华尽失，宣告解体。李渔回到杭州，购买一所宅院安居。李渔为家乡的一座过路凉亭题写了一付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康熙十九年，70岁的李渔在一个风雨之夜从楼梯上失足而死，终于停下了脚步，完成了贬谪凡间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