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与情爱之关系，使得歌妓与杏花的关系更有独特意味。“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蝶恋花》）比喻少女的初熟。“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吴融《途中见杏花》），“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农历二月盛开的杏花，那娇艳的红色就是青春和生命的象征。邻家墙头上伸出的那枝俏丽的红杏，既是春意漫溢之表现，又是春情外溢之象喻。张先在《一丛花令》中写到：“沈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花开堪折直须折”，杏花开得及时，开得绚烂，正如歌女的青春。宋朝文人不再像唐朝文人那样喜欢歌妓的幽怨。他们喜欢的是如杏花的女人，喜欢的是生活态的女人，虽然俗，但是艳丽，而且充满生机。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妓，都少不了歌舞伎艺和文学才华，但文人，这些酒楼茶肆、舞榭歌楼的常客们首先关心的是妓女的姿容，文人们以最优美的词藻，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歌妓的形体容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明眸皓齿，朱唇香腮，手嫩胸白，“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可以解忧，可以疗疾。由名士文人发起的所谓评花榜，其评比的最重要标准也是妓女的姿容而非才华。

如此普通的杏花却成为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也是因为杏花的俗艳与宋朝的世俗精神相通。宋朝文人钟情的花，除了梅花，就应该是杏花。钟情梅花，是因为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她的疏影、暗香，她的雪霜态，她的高标逸韵、高坚气节，她的孤独寂寞，象征着文人对精神灵魂的坚守，为文人心灵的寄托。对梅花和杏花的吟咏，实际上代表了文人的两种人生选择。一方面是人格的独立，是个性的追求，一方面是世俗的生活。山野水边，村庄市镇，到处是杏花的身影，那浓艳的杏花，通过佩带杏花的歌妓，将心灵的安适与生活的俗态结合到了一起。歌妓这人世的杏花，既满足男性文人的肉欲物质人生，又为男性文人精神寄托之所在。那歌楼舞榭，瓦舍勾栏，让文人魂牵梦萦，难以割舍都市的繁华，难以割舍如杏花般艳丽的青春舞女。潦倒一生的柳永将他的青春和感情献给了青楼歌妓，将功名换取了偎红依翠的风流快活。后来位至宰相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宣称“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浪淘沙》），“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以《暗香》、《疏影》写梅花之清癯、高洁闻名的布衣词人姜白石，于红尘中消磨江湖飘零的牢骚悲愁，“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在低沉幽怨的歌声中，在悠扬的笛声中，姜夔和他的红粉知己载着人生的梦幻与忧愁，穿行在曲折的河流上，将烟波浩淼中的四十桥抛在身后。尤其是宋徽宗，在亡国后被金人协胁北行的途中，还念念不忘宫中的杏花，不忘如杏花般艳丽的都城名妓李师师。

悠扬的卖花声，点缀着偏安都市的繁华，也就在这悠扬的卖花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