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在1958 年针对前苏联发射史普尼克太空船作了回应，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同意授权8 亿8700 万美金的预算，在4 年内当做大专院校在数理和语文科方面的贷款、学者的奖助、设备和研究的经费（Bruccoli & Layman, 1994）。前苏联在太空方面的努力与美国当时的反应产生了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在法案通过之后，数学和科学在突然间和语文教学并驾齐驱，变成了最受重视的科目，在全美各地的学校获得最高预算补助。

20 世纪60 年代，当詹森总统因社会的觉醒而决定对抗贫穷时，国会在1965 年通过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这也成了联邦政府在美国境内支持过的各级学校教育法规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在接下来的40 年当中，透过这项法规提供的几十亿美金的经费补助，每一年都协助贫困的学校、社区和学童，也因此衍生了许多相关的基础法规，而成了联邦政府后来补助许多教育活动相关法规的始祖，这些法规包含了“及早开始就学方案”（Head Start ；译注：为美国在1965 年提出的一种补偿教育方案，提供低收入家庭儿童及早接受幼儿教育）、“个别学生学习障碍教育改善计划”（Individuals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IDEA）与把“每个孩子带上来”等法规。这项法规的影响就是大幅扩张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时扩张州政府教育官僚在运作联邦政府补助款时的范畴。

一旦联邦政府在补助学校经费款项方面担负起主要的角色，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全国性的评鉴系统来监控政府干预教育的有效程度。1969 年， 全国教育发展评鉴（National Assessment ofEducational Progress），也称为“国家成绩单”（the Nation's ReportCard），由卡内基基金会与其他私有财产与联邦政府的经费补助而成立。后来这个活动就由联邦政府全权担负起预算补助和实施过程的责任（Vinovskis, 1998）。全国教育发展评鉴测试9 岁、13 岁与17 岁的学生在阅读、数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在此之后没多久的时间，“绩效”（accountability）这个名词就走进教师的讨论和信念里。卫斯理学院的教授李查·欧曼这么解释（2000）：

在1970 年6 月，“ 绩效” 首度出现在教育索引（Education Index）里；这是教育方面最普遍的资料库，也和教学有所关联。国会图书馆在两年之后，引进了“教育绩效”当做一个主题的标题。我用关键字搜寻的方式（在麻州大学安城分校的图书馆）找出了585 本书籍，其中只有6 本是在1970 年之前出版的，而且这6 本当中没有任何一本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在1970 年，由教育学教授李欧恩·列辛格（Leon M. Lessinger）所写的《每个孩子都是优胜者：教育的绩效》（Every Kid aWinner: Accountability in Education）问世；这本书很快就被视为“绩效的圣经”。在接下来的5 年当中，十几本书都是以绩效为标题来出版，例如《阅读教学的绩效》（Accountability and Reading Instruction）、《绩效与社区大学》（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mmunity College）、《教育成果的绩效》（Accountability for Educational Results）、《教师与学校行政主管的绩效》（Accountability for Teachersand School Administrators）……突然间，绩效瞬间变成了教育领域的宠儿，也变成了被认可的研究领域，当然更变成了一项运动。

在20 世纪70 年代，“回归基础”的运动（back to basics）逐渐把全国的教育议程转向学业技能和更高的学业标准的投入和运作，起先这个运动设立的目的是要对抗20 世纪60 年代到70年代早期的开放教育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退步的测验成绩）。学业成就信念还有另一个发生在1981 年的关键性历史事件，也就是雷根总统和教育部长特瑞尔·贝尔（TerrellBell） 启动了全国卓越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Excellence in Education）的设立，其着手调查美国境内各级学校的品质。1983 年这个委员会在被称为《危机中的国家》（ANation at Risk）的报告中痛斥美国境内的各级学校，指控他们平庸的表现，所以多次建议设立共同核心课程以及全国性的学业标准。它宣称“每个学生，不管他们的种族或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机会以及各种工具，以便将他们个人的心智力量和精神发展到极致”（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in Education, 1983, p.1）。教育历史学者黛安· 拉薇琪（DianeRavitch, 2003b）这么解释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