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需要深入到电影中去，并且在将影院放在一边、使自己越来越亲近电影的同时，

我达到了目的；我拒绝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片，拒绝战争片和西部片因为这些电影使辩认更加困难；这样一来，我能接受的剩下的便只有警探片和爱情片了；和我同龄的小观众不同的是，我不认同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但是却认同影片中的有缺陷的人物，更一贯地认同一切有过错的、出过岔子的人物。

人们会明白为何希区柯克的、完全表现恐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后来是让·雷诺阿的、以理解、体谅为中心题材的影片。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令人可怕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游戏的规则》)。我敞开心扉，时刻准备着接受让·维果、让·谷克多、萨夏·吉特里、奥逊·威尔斯、马塞尔·派涅尔（又译帕尼奥尔一一译注）、刘别谦，当然还有卓别林以及所有那些并非不道德地“怀疑他人的道德”（见《广岛之恋》）的人的思想和影像。

以上摘自特吕弗为《我钟爱的影片》一书所作的序言。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巴黎1975

1946年的一个礼拜天下午，在塞弗尔百代电影院的一埸放映中，我高兴地发现了让·维果的影片。它是由安德烈·巴赞及其在《电影杂志》〉社的同仁们主持的“暗房电影俱乐部”组织的。在走进电影院时，我甚至连让·维果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很快就对他的作品赞赏不已，其全部作品放映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200分钟。（让。维果，1905—1934，法国电影导演，被誉为电影诗人兰波，其1934年拍的《阿塔朗特号拖驳船》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开山作之一。他的电影充满了造反的精神、爱以及诗意。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他，法国于1935年创立了《让。维果电影奖》。它是法国重要的电影奖之一，每年颁发一次，授给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创新的青年电影导演。一一译注）

1967

摘自《我钟爱的影片》一书

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75

那时还只有原文版的《公民凯恩》像一服解毒剂那样使我们从狂热的好莱坞主义中清醒过来，并使我们成了爱挑剔的影迷。它肯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最大数量的人去选择电影导演职业的一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