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识过那本补编，手头倒是有一本《茶余客话》。这一回并不太费力，我很快地就翻检到《吃槟榔恶习》这一条。题已标之为恶，其不屑可知。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罪猛；破气，虚损者忌之。其子即槟榔，性益加厉，今人多好食之，亦无恙。槟榔树高五、七尺，皮似青铜，节如竹，其叶聚于杪。业下数房，房结数百子，名'枣子槟榔'。中有实，如鸡心，与海南子无异。粤人、滇人熟而后食，台湾人则生时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气、消饱胀。以蛎房灰用柑子蜜染红，合海沼藤食之。每会席，宾客前各置一枚。京师小人和苏子荳蔻贮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齿摇转，面目可憎，岁靡数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按：即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云：'轿中端坐吃槟榔'，贵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顷在岭南，其人好吃槟榔，合蛎灰抹扶留藤，食之则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脓血，可厌。今来蜀道，又为食蒜者熏，作诗云：'南飧灰荐蛎，巴蜀菜先荤。幸脱蒌藤醉，还遭胡蒜熏。'邱浚赠五羊太守诗云：'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又《峒溪杂志》载：'蒌藤叶可以做酱'，即蒟酱也。'"

初初这样一读，我大概可以猜得出：王克纯教授也看了四月十七号的那张《联合报》，大概他也受不了"提升槟榔西施的艺术层次，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这种鸟话罢？那么，我该附和他吗？或者──驳斥他？

直觉告诉我：王克纯教授想借由阮葵生对槟榔的厌恶来隐喻一个政治性的态度，那是人类从聚居成部落性的动物之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的一种歧视情感：距离权力核心越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就越肮脏、越邪祟、越野蛮。所以无论巴蜀、岭南或者我们今天定居所在的台湾，看在阮葵生这样的人的眼里，就是"阶下腥臊"、"口中脓血"的符号。

我很快地想到：那位想要"提升槟榔西施的艺术层次，扶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学者也许并不是一个愚蠢的蛋头，反而是亲切地体认到槟榔──作为一种边陲贱民的可憎食物──实则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权力机器咀嚼之后任意唾弃到远方的一种渣滓罢了。

流徙，于焉不只是一种惩罚，而简直是一种罪恶了。

"谁说中国人没有原罪观呢？"我在回复王克纯教授的电子邮件上打下了这样几个句子，"我们的原罪就是流徙，距离权力越遥远，中国人的罪孽感就越深重罢？"

他没有再回复过我。我们之间这一场看似没有结局的对弈恐怕也就在我自己的最后这一段话上有了结局──我忽然想到，王克纯教授跟我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目的是要我自己去发现：一旦我书写，就拥有了权力；而一旦我对书写有了自觉，便又处于一种厌弃权力的流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