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叫温博林。是我妈当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念书时的同学。我妈读钢琴系，温同学读指挥系。

我爸妈不断吵架，让这个人在我心里有一个“跃然纸上”的过程。我知道他有家学、有教养、有追求。

也知道了他和我妈那段很难算是情史的认识过程。拜当时的教育改革所赐，上海音乐学院从大学到附中每年有半年在上海附近的下沙镇劳动，这给到了时间自然会萌动的年轻的心灵们提供了很好的碰撞机会。

只不过，温同学和陈萍那段连“初恋”都算不上的青涩情感，随着我外公被捕，外婆带着全家被驱逐出上海而潦草的结束。

温同学全家则在文革到来之前移民去了美国。

所以，事实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恋爱”的事实，只是大概经历过恋爱前期的“萌动”而已。另一个事实是，梁朝伟完全没有机会见过温博林，他对他一切的了解，都来自陈萍单方面的讲述。

尽管如此，温博林仍然成了我爸一生的“假想敌”。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情敌身上汇集了几个他从来不从拥有的优点-“教养”“追求”“成就”。

那是我爸一辈子的死穴，我猜，即使他百年之后，有谁在他面前比试这三样，他也能当场直挺挺地重新坐起来。

不难理解我妈当时跟我爸说这段暧昧关系的心理，人嘛，有一个两个条件优越的追求者随时都是可以帮自己增值的，这用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同样有效。或许，我妈对她和温同学的关系亦有所虚构，毕竟那是一段无法查证的历史，毕竟，一个女人想要被眼前人更爱更在意的时候，拿别人的爱曾经的爱作为筹码去刺激也是再原始不过的自然心理。

然而，难理解的是，当我父母之间的爱已相当稀薄的时候，那位温博林依旧像一个难以化解的鲠，以历久弥新的姿态不断作用在他们之间，只不过，这个作用，从初始时我妈希望的正面刺激，变成了后来相当无聊并无目的的嚼舌根。

他们为吵架而吵架，也为贬损而贬损一些与他们的生活早已无关的人，比如温同学。

几十年之后，我在美国游荡，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竟然十分莽撞地去拜会了这位虽然从未出现，但始终像剧院魅影一样半步不离地贯穿在我家二老情感生活里的陌生人。电话中，我称他“温伯伯”。

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温和的城市，在温伯伯供职的乐团，这位已年过半百的老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

跟他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见面之后，我开始鄙视我自己。

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而我，在那一刻，竟然就是那样的一个清清楚楚感到自己是一个嫌弃自己亲爹的人！嫌弃到有那么一时半刻我甚至在内心无法用“父亲”这个词来称呼梁朝伟。更直白地说，如果儿女可以选择父母，那么，我一定会亲手为自己选择一个这样成熟稳重的人当可以托付终身的爸爸，至少，他让我由衷地愿意尊重和亲近他。

听我外婆说，当时，温家曾力邀我妈和温同学一同赴美，早在他们尚且是男女少年的时候。可惜，多数人得过且过的心态都会消损掉警惕性和远瞻的能量。人啊，人一生，无非就是“选择”，选择本身可能并无任何对错之分。只不过，“选择”本身是残忍的，可能在某个阶段的一步之遥，就能铸成千里之外的差别-就算，“差别”本身亦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温伯伯微笑的从容，和他业已绅士到骨子里的态度，都让我确信“很多女儿都会照着自己的爸爸找未来的丈夫”，想必我妈当时和他陷入情网，冥冥中早已预见他今天的样子-温伯伯和我在家里老相册上看到外公的照片竟十分相像。

我尽量掩饰自己如醉如痴的心情和他进行着一场无关痛痒的攀谈，而这位老人对我这个来自怪卡之家的怪卡代表一无所知，他只是很委婉地以各种问题想要弄清楚我来见他的目的。在排出了“借钱”“借住”“申请移民协助”等一系列比较棘手的猜疑后，我们谈了艺术，文学，旅行，谈美国和中国那些年的变化，两个人的表达都友善且相当“官方”。

会面就要结束时，他终于如我所盼望的那样，亲切地问我母亲的现状，只是，他的亲切中清晰明确的表达着客气和距离，所有的那些都仅限于“问候”——他清楚地把距离划定在“请帮我代达问候”这个楚河汉界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