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曾国藩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实。

谈到曾国藩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来研究一下儒学的发展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朝代所支持的学术都跟它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统治者一般都是通过思想统治来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毕竟个人的行为是通过思想来控制的，而儒学从创立以来就被历代的统治者拿来教化各自的臣民，而清朝所奉行的思想也恰恰就是儒学思想。

因而，要研究曾国藩的学术成就，我们就必须从儒学的变化和发展着手。

从古至今，儒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到了清朝初期主要分为了：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和文经学五个学科。而其中讲述君臣之大的义理学则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

然而在清朝入关之后，大部分汉人多少还沉浸在明朝的汉人统治的旧梦里，他们极力推崇汉学，也有不少汉学家找到了大量的论据，将理学辩驳得体无完肤。因而，这时候的学者多少更侧重于考据学的研究。

然而，经过清朝的几代统治之后，国泰民安了，那些原本想着反清复明的学者们也就渐渐地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因为，只要天下太平了，百姓安居乐业了，也就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造反了，也有一些汉学家继续研究汉学，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反清复明了，而是为了跟理学争宠，希望也能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可作为统治者，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能够哄得百姓拥护自己并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思想，他们并不会因为哪个学派的学者叫得响就会倾向于哪个学派。

闹了许久，估计这些汉学家们也累了，再加上连年灾害，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那些被农民闹得焦头烂额的汉族官员也认识到了，自己其实跟满族官员是利益攸关的。大清虽然是满族人建立并拥有的，但是，跟那些起义的农民相比，大家还是站得更近的，毕竟，是大清给了自己做官和获得财富的机会，因而那些官员也就渐渐地放弃了为汉学而作出的争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上，因此，在学术界掀起了经世致用学之风。

当时的经世致用学又叫做经世济用学，简称经济学，这是一种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学。

然而，对于年轻的曾国藩来说，这些学术相当陌生。

曾国藩曾在回忆自己治学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在治学之初是相当盲目的，不过，盲目地治学让他广泛地阅读了各种书籍，或许对他后来的为官和处事也有一定的帮助。

可是盲目地学习也在曾国藩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以至于有很多问题，他自己根本找不到答案，这就为他结交一些学术方面的泰斗和好朋友打下了基础。

然而一个人的心中如果疑问太多，就可能让人陷入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之中，因此就有人说，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一个矛盾重生的悲剧。

看来，一个人在思想将要成熟的时候治什么样的学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试想，如果当年曾国藩能够早点选择研究经世致用学，那么，他就很可能会更早地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应地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更早地进行。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然而，为了应试，曾国藩早期所学的都是一些儒学的古经文，虽然后来曾国藩的思想有所转变，但是，儒家的仁礼主张已在曾国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