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曾国藩最初办团练的热情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事实上，从曾国藩设立“审案局”以来，很多人对曾国藩的狂妄和心狠手辣早就看不惯了，只是大家看在巡抚张亮基的面子上，没做出什么动作来罢了。

虽然骆秉章最初跟曾国藩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他对曾国藩的很多做法并不认同。因此，他对别的官员对曾国藩的排挤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曾国藩再受皇上的器重，又能怎么样，现在他自己又没有正式的官衔，又得不到朝廷的粮饷，又没有什么大功可以拿来炫耀。

到现在，在地方，骆秉章又不维护他，别人的官员也就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了，他们不是有意刁难曾国藩，就是没事找碴儿。

就拿上面的那件事来说吧，他们不仅不同情曾国藩，反而指责曾国藩，不该去管绿营军的事。

不过，在当时，绿营军是国家的正规部队，直接归各省的总督统领，巡抚以下文官没有提督官衔的人是不得干涉的。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也确实没有权力去干涉这些事。

可是，自从来到长沙以后，曾国藩早已习惯了以钦差大臣的位子自居，看不惯绿营军的腐败，自然也想插上一杠子，结果让人给数落了一顿，还落了个插手绿营军的罪名。

而绿营军的腐败也多少让曾国藩感到寒心，曾国藩再次陷入了僵局，自己没有权力管正规的军队，而自己又要担负守卫长沙的重任，而此时众人排挤的局面也让曾国藩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曾国藩之所以插手绿营军的事务，不仅是因为曾国藩看不惯绿营军的腐败与懒散，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越权行为。因为长久以来他都自认为有皇上撑腰，就如扛着尚方宝剑，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人把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他领导的那群土头土脑的地方团练身上，皇上要他办团练最初的目的只不过是保湖南而已。

在失望之余，曾国藩借口衡州情况紧急，就去了衡州，而他最初的团练也随之草草地告一段落。

衡州练勇

经过在长沙受挫以后，曾国藩也变得谦和了许多。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只有错了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离开长沙的时候，曾国藩也带走了自己在长沙招募的1000团勇，而今，一千多人的大部队突然来到衡州，曾国藩不得不先考虑一下地方官的感受。

于是，咸丰三年八月，刚到衡州，曾国藩就去拜访了衡州知府陆传应。

这次曾国藩吸取了在长沙的教训（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并没有因为陆传应比自己级别低五级而显示出多少优越感，而是和他称兄道弟，同时还虚心向他询问了许多事情。

既然曾国藩都伸出了友谊之手，陆传应也不能不识抬举，很快两只大手握到了一起，二人也很快成了好朋友。

于是，曾国藩很快就得到了陆传应的支持，陆知府慷慨地借了10万两白银给湘军做军饷，而且他还把衡州西门外的练武场借给曾国藩用来演练团勇。

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的，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由于场面很大，后来被人们改成了阅兵台。而曾国藩从长沙带来的一千多名团勇也正好安驻于此。

初到衡州的曾国藩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