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时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是由一名超凡的智者所揭示的，一般老百姓只能尽其所能地理解这些知识，然后遵照着做。因此，质疑或挑战知识的情况很少发生，而变迁的发生自然也相当缓慢。

但逐渐地，人们开始企图挣脱这种知识上的钳制。有一些人因此遭到惩罚，例如伽利略。但人们仍然锲而不舍，最后终于获得对人类生活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这些成就的最终结果便是科学及其实际应用——技术——的发展。早期应用科学来解决问题的尝试，例如治疗疾病或者发明一种重要的省力装置，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使人们对自身的能力产生了新的认知。从无知的束缚中获得解放，人们欣喜若狂，好奇心四溢，且创意如泉涌。在数世纪奴隶般地臣服于传统和因袭的智慧后，一夕之间，整个世界变得条理分明，而且可以用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加以理解。受到这个世俗神灵的激励，人们对于应用理性去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显得跃跃欲试。

于是，发明家们发明出各种机器，大幅度地提升了生产力，同时也剧烈地改变了人与生产产品的关系。在过去的手工业时代，制造和消费的数量极其有限，但新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生产，从而导致了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变迁。举例来说，普通工人不再是商品的实际制造者，相反他们发现自己不过是纺织、炼钢、切割木材的机器的看顾者。

生产力方面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过去人们在乡下过着贫穷但相对健康的生活，现在则大举搬迁到城市。工人们的居住区既拥挤又不卫生。人们讽刺地发现，虽然他们不得不与邻居分享同一城市街区，但他们彼此在心理上反而是疏离的，生活中少了社交性。数千年来人们一直仰赖与土地的紧密关系来获得生活必需品；而现在，人们恍然发现，他们已经远离了土地。在18、19世纪期间以粗暴方式完成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多数人心理上沉重的惶惑与不安。一般民众因失去方向感而感到惊恐不已。他们不再能够自行生产他们所需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生活福祉必须仰赖他们不相识的人，以及他们从未到过的地区。学者、哲学家和政治家纷纷埋头于梳理、解释并合理化这些现象，同时寻求因应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其中一些用来提供合理化的理论，就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

如果说生产机械化、社会城市化，以及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的疏离，便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所有问题，那它对人类生活的冲击已经非常巨大。然而，更巨大的风暴还等在前头。经济失调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失业、萧条与通货膨胀陆续为社会带来灾难，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打乱事物的秩序。技术曾是工人们自我认同与自豪的主要源泉，如今却因自动化而失去用场，使工人们变得彷徨不知所依。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能以适应新的科技。同时，工人与所有者分离了。购买机器、厂房与资源所需的资本投资是如此庞大，以致所有者必须将他们的时间花在财务管理上，逐渐变成资本家。他们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与雇员肩并肩地在家庭手工作坊（cottage-industry）中一起工作。工人们在单调的装配线上无声无息地工作着，他们与雇主相分隔，与无面孔的管理者相疏离，而且最终也与他们的工作相疏离了。

与此同时，家庭式农场与家庭式商业已不复可见，社会流动日益显著，乡土感情已经瓦解。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迁离了它的祖居地，而家庭制度本身似乎也在人们眼睁睁地注视下趋于瓦解，至少在西方世界是这样。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但却似乎逐渐失去对彼此的关心。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人们却日显孤寂。讽刺的是，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他人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时，他们却逐渐发展出一个自我导向的世界。变迁步伐加快,社会基本制度式微，在一个没有能力应对它的社会中，变迁已经不可避免。

虽然我们的经济成就带给我们新的机会，但它也加深了我们的社会问题。工业化为那些有幸从中获取利益的人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对其他人来说，工业化却带来了另一种形态的奴隶制。新奴隶包括新殖民主义下低廉原料的供应者、工厂劳工、办公室职员，甚至企业管理层和专业人员。在现代化体系效率的助威下，他们比过去的奴隶受到更完全的剥削。举个例子，电脑、黑莓、手机的供应商和追捧者常常将它们呈现为解放人类的高科技——事实经常如此；它们被誉为提高了生产率——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它们也在下班之后把我们限制在工作场所，增加我们工作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