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变革的概念后，读者们现在应该可以分辨出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温和主义者和反动主义者的差异了。但是敏感的读者或许也会开始质疑，要了解人们的政治取向，除了知道他们对于变革的态度外，是否也应该知道更多其他的事物。举例来说，一名自由主义者与一名反动主义者是否可能支持完全相同的政策，即便它是在提议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的，这是可能的。变革本身很重要，但不是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所预期的结果。在政治活动中，意图或期待远比单纯的变革的概念更为重要。这点将我们引向了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与动机的探讨。

基于解说的目的，让我们考虑反复无常的堕胎问题。支持或反对堕胎的可能理由是什么？虽然赞成的立场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但某些保守主义者也支持堕胎。他们宣称，支持堕胎的政策将有助于降低贫穷阶级意外产下的儿童人数，因此间接减少了社会福利的支出。自由主义者支持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则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们宣称，决定堕胎占否完全是私人的事，政府无须多管闲事；某些人的道德观不应专横到否定个人的隐私权。

然而，没有人反对堕胎吗？当然数不胜数，而且遍布于政治光谱的两端。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反对者站在传统主义的立场上声称，怀孕的妇女有道德上的义务将胎儿生下来，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否则她们没有权利选择堕胎。另一方面，批驳社会有夺取个人生命的权利而反对死刑的自由主义者，也可能基于同一理由而反对堕胎。诸如安乐死、卖淫、麻醉药的使用、同性婚姻等议题，各种敌对立场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而争论不休。

由此可见，意图或政治价值观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探究的重点所在。遗憾的是，对这一主题的复杂性做完整的论述，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篇幅所能涵盖，不过我们至少要对财产权与人权的冲突稍作粗浅的讨论。

自从《美国独立宣言》陈述了人权的一般意义，并且由美国宪法（尤其是“权利法案”①）将其具体化以来，大多数人对于人权都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宗教自由权、免受刑讯的权利、人身保护权等。这些权利与自由皆由美国的建国者（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将其纳入国家的政治传统中。

私有财产②权原本被视为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它是由自然法赋予每一名个体的，因此被称为自然权利。诸如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除非人们被允许积蓄私有财产，否则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其后不久，自由主义者便发现，某些人可能利用其财产控制权来否定其他人的自由。于是，在权利优先次序中，财产权很快便被贬抑到次要地位。当今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财产权是一种社会权利，社会可以根据需要授予、管制与否决个人的财产权。因此在群体认为必要时，可要求个人让渡其财产权。征用权（Eminent domain）是法律中长期存在的原则。如果社会有急迫的需要，比如说修建高速公路，它允许政府强迫个体卖掉私有财产。

事实上，与洛克的时代相近的左派人士，例如杰弗逊与卢梭等人，拒绝承认财产权为不可转让的权利。在《美国独立宣言》于1776 年被拟就时，争议最激烈的措辞之一便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比杰弗逊（该宣言的执笔人）更保守的人们主张，这个句子应该改为洛克最初写下的“生命、自由与财产”③。无疑地，杰弗逊在这场辩论中是获胜了。

自由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是一种人权，其立论点为：人类福祉与财产私有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人权是指人们过体面的生活所必需的事物，既然人都生而平等，因此为顾及一个人的人权而否决另一个人的人权，这点并不具有正当性。我们仔细检视“生命、自由与财产”这句话的构成部分，便可以发现生命明显是基本元素。而如果我们同意人类平等为一个事实，则自由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是平等的，则任何人都不拥有在不经同意下使他人服从于自己的道德权利，因此人拥有自由的权利。然而，私有财产却不享有类似的地位，因为它不是人们过体面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当然，食物、衣着和住房都是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些事物无须私人拥有。基于这个逻辑，再加上对于某些人利用财产权欺压弱势者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杰弗逊写下了含义更广泛的“追求幸福”一语，并且成功地抵抗了那些希望以“财产”一词来取代它的人。

11年之后，即1787 年，在杰弗逊作为美国大使被派驻法国之际，一群自由主义色彩较淡薄的人齐聚费城，撰写了一部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几乎只字未提人权。事实上，直到第五修正案通过后，美国宪法中才出现了有关不可转让的权利的一般陈述。该条款写着：“生命、自由与财产”，显见那时候的美国是由保守主义者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