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普遍法则：在政治光谱上偏左侧的人倾向于强调人权，偏右侧的人倾向于强调财产权。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问一名自由主义者，个人是否有权利拒绝将部分财产卖给非洲裔美国人，他（她）一定会回答：“不！只要该非洲裔美国人有钱购买该财产，卖方没有拒卖的权利。”请注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不重视财产权，他们明白地表示，准买主应拥有卖方所要求的金钱数量，一旦此条件满足，自由主义者便会要求买卖双方完成该项交易。在这个例子中，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乃根据如下的假设：非洲裔美国人在道德上与其他人是平等的，因此不应该因其种族之故遭到歧视。此处的重点显然是在人权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相同的问题询问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回答将有所不同。他们可能会说，尽管种族偏见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果财产所有者基于种族偏见坚持拒绝将其财产卖给特定的个人，他们绝对有权利这么做。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此处保守主义者认知到人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财产权明显地高于人权；财产所有权胜过人类平等。保守主义者不同于当代自由主义者，他们甚至可能主张财产权也是一种人权。不过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保守主义者对于各种人权的态度，便会发现，事实上他们坚称财产权凌驾于所有其他人权之上。

随着我们朝向政治光谱的两端移动，直到最远的末端，人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平衡也逐渐倒向极端：一端认为财产权不存在，另一端则完全否认人权。在最左的一端，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将是民主的，绝对不允许私有财产或不平等的存在。在另一个极端，墨索里尼则完全否认人权，坚称个人没有正当性、权利和理由脱离民族国家而存在；个体唯一的功能便是为国家的利益卖力生产，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即应被清洗。

为进一步突显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哲学差异，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由它们各自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目标。如前所述，左派有平等主义的倾向。社会主义（一般被视为一种左派经济理论）主张消除社会差异、创造物质平等，因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在政治上，左派人士同样也提倡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激进主义者倾向于主张纯粹的民主。卢梭（当代激进主义的创始者）和马克思都要求所有人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则采纳代议政府，但坚持最终的政治权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

相反的，右派人士则是大言不惭的精英主义者（elitist）。资本主义在今日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经济体制，在过去却不然。资本主义的缔造者亚当·斯密，便是18 世纪的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对于重商主义现状的一种挑战。（第五章会有更多关于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冲突的说明。）然而，资本主义在现今变成了一种现状；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支持该体制者，自然代表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

资本主义容易使社会阶层化。功成名就者受人尊敬并且得到酬赏，一无所成者则遭人遗弃。最后结果便是社会的阶层化——这也是右派人士所企求的一种精英主义境况。

在政治上，右派人士也倡议一种精英主义的结构。保守主义者和反动主义者均认为，一般人多少是不平等的，需要加以指引，因此他们偏好一种“上位者下令，下位者服从”的社会。越是往光谱的右端望，其所希望的社会越结构化、威权化，直到最右端，便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视他的社会为一金字塔形社会：底层是一般大众，他们的义务是尽可能好地完成其职能；顶端是党员，其中最顶端的位置便是领袖。领袖的职能是感知何谓美好、正义与权利，并据此统治社会。一般大众被期待毫不质疑地顺从领袖。

相反的，左派人士则冀望使个人自由最大化。自由主义者相信，人们独处时普遍都会表现出良好的举止，因此他们期待政府在管制个体的活动时，能够以最轻巧的手法。自由主义者希望节制警察权力的另一理由，在于他们对于可接受的人类行为的界定普遍较为宽广；在他们眼中的不正当行为比保守主义来得少。举例来说，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被害人的罪行”不应该被视为犯罪。因此一些左派人士声称，嫖妓是成人间两相情愿的行为，与他人无关。而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则坚称，卖淫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恶的，因此一定要使它非法化。同样地，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认为，非处方性麻醉药的使用应该非法化，“反毒战争”应该持续下去。相反的，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对付毒品的滥用，教育和治疗比警察干预更有效。为数日增的左派人士指出，“反毒战争”（自尼克松总统于1972 年宣示反毒以来，它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显然没有成效，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当局热衷于取缔毒品之际，他们正践踏着无辜人民的公民自由。有些左派人士更进一步地主张，解决毒品泛滥的最好方法，或许是使毒品合法化。他们宣称，如此一来将使毒贩无利可图，而自街头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