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般法则，我们可以假定：在所有其他事物相当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通常比保守主义者花费更多的金钱于国内的政策方案上。这项原则多少也适用于外交政策。自由主义者不仅花费较多的金钱，而且他们将金钱发放给较广泛的社会底层，这些人通常会很快将得到的钱再度花掉。至于保守主义者则倾向于花费较少金钱于国内政策上，而且他们是把金钱发放给极少数人，这些人同时也很少可能快速将钱花掉。因此，自由主义的政策通常会因为增加货币发行量（流通的货币数量）与周转率（货币被花掉的频率），而造成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压力。保守主义的政策正好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相反，造成经济上的通货紧缩压力。

明确地说，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先进的经济体，需要高度的资本投资，因此其经济的健全建立在一个健全的资本基础上。尽管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应维持在最低限度，但政府应该积极地保护经济的生命线（即资本）。

这种经济观点被称为供给面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它呼吁政府通过各种不同的管道，直接将金钱挹注给大企业（参见图2-6）。该理论认为，产业领袖将会运用额外的收益，通过资本投资（例如购买厂房与机器设备、从事研发等）来提升生产力，同时也会通过提高薪资、改良工作环境以及增加福利津贴等措施，来改善劳工的处境。反对者则称这种赠送为“企业福利”（corporate welfare），并且嘲讽它打算带给穷人的福利为“滴入式效果”（trickle-down effect）。

这些政策开支必定要由某些人来支付。因此，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通常会增加穷人与中产阶级的税收，同时通过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例如政府对教育、职业培训计划、社会保障等的资助），而减少政府对他们的服务。这类政策近期的一个绝佳例子便是小布什总统的13亿美元税收改革计划。在三个单独的税收改革法律中，小布什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在10年间减少2万亿美元的税收。批评指出，超过60%的减税是针对公众中最富有的20%的人，大约40%的退税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人，即使他们只支付了总体所得税的20%。

自由主义者则是从反面进行论述。他们争辩道，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人而不是大企业。政府的直接援助的福利应该给予全体人民而不是富有者。一旦民众因政府的福利计划而增加了消费能力，他们便会去购买工业生产的商品，也因此让企业得以将其利润用于提高薪资与增加资本投资。

然而这些政策同样也必须有人来支付费用。因此，自由主义者反转了供给面途径的政策，而代之以或许可以称为需求面（demand-side）的政策，即增加政府对大企业的管制与课税（参见图2-7）。但由于自由主义政策的花费比保守主义的计划多得多，仅仅反转金钱的流向并不足以支付其费用。因此，除了增加对富有者的课税外，自由主义者也要求中产阶级支付更多的税金。由于中产阶级构成了纳税人的主体，而且他们所受到的政府保护通常少于极富者和极贫者，以至在上述两种政策中，中产阶级负担了绝大多数的税赋。

任何一方用来反驳另一方的论据都令人耳熟能详。保守主义者声称，自由主义的计划使每一个人都仰赖政府的救济，不仅消灭了个体的进取心，并且让受救济者处于政府的羽翼之下。自由主义者则回应，如果个体的进取心因政府的救助而被消灭，那么在供给面途径下，企业的进取心又如何呢？自由主义者引用萧伯纳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富有者的社会主义”，质问道，在供给面模型中，企业界难道不是仰赖政府保护而免于竞争吗？

自由主义者进一步争论道，“滴入式”途径未必是有效的。例如，政府将金钱挹注给企业可能是为了增加就业，但企业却可能利用那些钱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政府旨在增加工作机会的钱却使产业主获得较大利益。20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正是供给面模式运作不良所引起的吗？

对此保守主义者回应道：“哦！如果供给面模式是一种寻求为经济注入活水的无效方式，那么需求面模式又如何？政府发放金钱给穷人可能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但经常可见的情况是，这些钱全被花在啤酒和香烟上！”辩论就这样你来我往，无休无止，而我们每一个人必然要就“哪一边在何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做出抉择。

最后，希望图2-8 能够带给读者一个更完整的政治光谱图像，并帮助读者理解本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