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思考是一个特别艰难、特别令人沮丧的事情。通常，思考被看做是个艰苦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完全进入了思考的进程——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有所阐明，他会发现，思考的困难远比那些仅是艰苦的工作要更微妙、更令人恼怒。譬如，你很可能会发现，首先,思考的努力毫无成果。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为了思考你必须这样做——就像是把你留在了一种真空之中，远方见不到地平线，脚下没有坚实的地面。此外，你将发现，自己恼人地开始了空想，固执地去想一些其他事情，而不是手头上的问题。最后，你会发现，思考的成果难以捉摸并通常很脆弱。经过长时间思考形成的观念，可能会因为一个朋友的几句话就人间蒸发了。

一个思考的人极易受到伤害。这种人必须面对其他人，不是躲在读过的书本和他人提出的系统观念这些挡箭牌的后面，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提出纯粹个人的想法和疑问。

这种大伤神经的努力所产生的长远结果也并非无可争辩地完美。很难说，思考就是通向道德升华、幸福或智慧的道路。两千多年的哲学疑问和争执证明了，思考不是通向不可动摇和持久的知识之坦途。毫无疑问，我们许多人认为有意地抑制思考是卑鄙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对此感到不安。连像卢梭这样伟大的作者都相信，通过思考，我们会使自己与现实疏离，与自身疏离。

现代美国文化加强了我们对思考的自然抵触。我承认，口头的恭维常常赞扬一些文章或讲话，说它们“为思考提供了食粮”，或“使人们停下并思考”。但是今天的美国人似乎并不觉得具有哲学气息和严肃性的思想很重要。哲学著作很少能上最佳销售榜这一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广泛传播的政治书籍大多数是事实报道，通常是记者写的，涉及的都是国内和外交政策中时新的问题。有关个人问题的书，一般是为了提供鼓励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理解个人存在的普遍现实性。这个社会对严肃思考有偏见的征兆，居然在大学中也可以看到，而人们本期望大学是哲学思想活跃的地方。在大学有不同的智识（intellectual）潮流，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些潮流，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含蓄地具有反哲学倾向。但是，普遍厌恶思考的最终证据仅仅从美国人对每天几小时的电视娱乐节目的虔诚就看得出来。

任何社会大概对原创性的思想都有一种固有的偏见。社会秩序深深地依赖于传统和习惯，而真正的思考会削弱它们。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刑，就是这种对抗的例子。然而，今天在美国，有两股势力比它们在许多时期和许多地方都更强大，因而加剧了社会常规的反对哲学的倾向，加深了个人的抵触情绪，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思考的那种不自在状态和劳累之中。

这些势力之一是强烈的行动癖。美国人也许一直有这种嗜好，这是受我们的环境所迫并且是有回报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众多性和严重性使美国人的这种传统倾向得到了强化。这些问题包括城市的分崩瓦解、持续的对种族权利的侵犯等等。有政治觉悟的美国人紧张地忙于所有需要做的事，并且一般对我们的能力有信心，认为能够成功地做好这些事。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大体上是有利的，避免了沮丧，许多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但结果是，人们对思索没有耐心了，不愿意思考那些没有即刻的实际迫切性的问题。他们追求行动计划。

另一种反哲学的势力在现在的美国特别强大，这就是对事实的渴望。这种状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行动的偏好造成的。大多数美国人想知道在学校、在贫民窟、在非工业化的国家中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譬如，如果问起来人类是否在本质上相互隔阂（在下面的章节中就会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会奇怪这与市中心区的退化有什么关系，或者与非洲和亚洲的贫困有什么关系，并且会轻率地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种对事实的渴望与对行动的偏好相比，并非生来就应受到更多的指责。事实可以得到核实，并且通常很实用，大多数哲学理论不可能如此。也许，哲学理论在其他方面很重要，但那些贪婪信息的人不可能对此有太多的兴趣。

总之，思考的道路不是非常吸引人的。沿着它们走下去，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劳累和不安全，但不一定会得到确定的答案或内心的平静。而且，思考对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急于行动和需求可靠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