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思考的问题，真的与人们在过去的时代中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一样吗？实际上真有“永久性的问题”吗？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了最严肃的疑问，也是政治理论家在阅读本书时对处理观念的方式最易产生的疑问。现在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地富于历史感。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不断改变的，并且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同。他们对世代和世纪的独特性极其敏感。因此，在探讨观念时，他们不仅仅喜欢说每一个时代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特别的答案，而且说每一个时代提出了自己特别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认为我们的问题与柏拉图（Plato）的或甚至与洛克（Locke）的问题相同，就是一个错觉了，而《政治思考》则是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了。

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否认，问题和答案随着时间会产生变化。每一代人都有某些特别的关注和看法，并且有某些特别的陈述和思考方法。每一代人提出前一代人没有提出过的一些问题，并用新的方式提出旧的问题。但是，这远不是说没有不朽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仅仅是智力有变化的事实，根本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永久性问题的存在，而且，出于一些原因，这种完全的否定是极其含糊其辞的。

如果真是那样，过去的观念就不会引发我们深刻而强烈的兴趣了，它们就不会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了。它们就只是遗物而已，就像前一个时代所用的工具和武器一样，我们只是在博物馆里好奇地对它们瞟上一眼。它们没有用处。但是真相是，文明的人不会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思考过去的政治观念的。譬如，重新发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是中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柏拉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应该与他在后伯里克利时期（post-Periclean）的雅典——他自己的时代——同等重要。承认永久性问题存在的观念——在以前的时代就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今天对我们也极其重要——不仅是一个假定，这是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可以进一步问道：如果没有永久性的问题，我们可能理解过去的观念吗？从某种形式来说，当然可能。我们复述它们的词语就行。但是，要理解一个观念，光去思考它是不够的，一定要被它感动，因为观念有情感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它们本质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中很重要的原因。然而，我们能够被一个回答了我们还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没有要提问的意愿的观念所感动吗？如果没有永久性问题，那么，过去的观念就不只是像我们已经改进了的古老工具，它们还像是为做一些我们不再想做的事而设计的工具了。

也许，认为没有不朽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这一观念的最大弱点，就是它忽视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因此，悍然不顾一些常识。难道那些住在古希腊的人不像我们一样，局限于情感，同时也具有理性吗？难道那些中世纪的居民不也像我们一样，通常犯有智慧上的错误，在道德上出过毛病吗？难道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人没有面临过混乱的威胁，以及组织一个政府权力的需要吗？我们难道不与每一个时代都共有一个深刻的、与我们共同人性有关的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历史中吗？有限性、易犯错误性和短暂性这类状态引起一些我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如果这些状态是持续的，就很难避免得出一个结论：不朽的问题是存在的。

我相信有永久性的问题，但我肯定不认为我已经完善地将它们识别并系统地阐述出来了。最多，我可以说，《政治思考》提供了驱动力和方向感，帮助读者思索人类生存的政治困境（political dilemmas），因此，这是所有时代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这个为了防止误解而进行的说明有一个实用的暗示：读者应该能够自由提出新的问题。由于下面的一系列问题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反应，不仅是尽力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是要进一步研究它们提出的任何相关问题。本书的目标是使读者参与到智力活动中来，提出问题是所有这类活动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