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要含有一个可能的真理，悖论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不可接受的这一事实。这迫使我们不断思考，保持对生命的神秘性抱有开放的态度。一个人不可能安下心来并安然地接受悖论。虽然卢梭的断言让我们意识到，强迫和自由也许并不像它们初看起来那样矛盾，但它不是我们可以坦然接受的，可以被归在记忆深处，从来不过问。一次一次地，它迫使我们去思考。

恰当地处理悖论是个困难并令人迷惑的任务。这也是有些危险的工作，因为悖论可能受到不负责任的利用。它们可以被当作修辞的工具，缺少严肃的内涵，只是想用来在听众面前哗众取宠，并且避免有意义的交流。但是，这仅仅是说，理解现实——自我、他人以及周围的生命——是一件艰难、令人迷惑而且危险的工作。而且，没有必要不懈地、过分地寻求悖论的公式，譬如，没有必要走得像近期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极力主张的那么远。她宣称，当思考什么事时，我们应该立即去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反的情况是真的，这应该作为一种常规的调查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在一个天才——如西蒙娜·薇依本人——运用时有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方法将会使我们感到决然的混乱。我们需要的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柔，愿意从容地应用观念，不拒绝那些用问题向我们的观念进行挑战的人，并且决意继续思考。

本书的读者必须做好准备，每当他们遇到一个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就会蜂拥而至，它们会索求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并且不会很快散开，回归安宁。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是持久的，这正是因为世世代代的智者还没有发现自己能够完全支持肯定的一方或否定的一方。要探讨最根本的现实（ultimate realities）——所有问题都指向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容忍各种混杂的情感和分裂的见解，与各种矛盾斗争，正如格言中所说的，“一切思想都是尽力发现思想不能够思考的事情”，并记住，理解将不会以明确答案的形式出现。一定要认清，我们能够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一定要愿意考虑悖论，这就是说，愿意容忍不确定性。有了这种准备，就可能意外地发现，不确定性很有启发性。

也就是说，一位读者在要弄清后面篇幅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时，如果发现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的话，不应该丧失信心。如果两个相互排斥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的，那么，思考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思考找到了一个悖论。与其丧失信心，不如考虑一下，看看真理是否就在不远的地方。

现在，我们拥有可畏的行动能力，这在我们对核能源的运用能力、我们对太空的探索以及我们的工业生产力中能很明显地看出来。我们在积累和阐释事实方面也有许多高度成熟的技能，自然科学的范围和精致程度以及社会科学所积累的大量的数据引人注目地证实着这一点。但是很难说我们拥有智慧。因此，我们的生活存在于不可抹杀的问题中：我们的行动能力和研究技巧能否有效地用于解决终极问题？弥漫在我们时代的恐惧——战争的恐惧、贫困的恐惧、专制主义的恐惧和其他无数的邪恶——说明了我们距离能够自信地用肯定的词语来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还有多么遥远。

我认为，我们的行动能力和研究能力所需要的智慧，并不在于知道确定无疑的事情——虽然当我们不动摇地追随一套鲜明的、完全始终如一的原则时，我们感到可以知道一切；而在于一种不知道，在于一种不确定性，表达出独立的自我和对他人的坦率。在涉及什么是真的与正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渴望绝对的自信。我们感到，当我们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关系都受到危害。但是会如此受到危害的个性和关系必定是假的。它们必定依赖于一种虚幻的确信，而不是思考。本书的前提是，我们人类是思维的存在者（thinking beings）。只有通过思考，我们才能证实我们的合理性、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对生命的忠实。因此，如果我们学会清晰地、决绝地、思想开阔地考虑问题，我们就学到了一些不能规约为客观答案的东西——人类不确定性的智慧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