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目标是指出政治思考的主要通道，不是所有的通道。我不是要说只有少数可供选择的道路能使一个思考的人符合逻辑地追随下去。思考是（也应该是）独创性地寻找没有人走过的路。但是，在思想的领域，基于相同原则进行思考的人确实易于形成共同的思想倾向。从而，理性主义者和伯克派的立场将哲学家分为两个大派别，这些派别尽管在他们内部有分歧，却反映了看待社会和政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以下的不同思想倾向以它们典型的形式衍生于这种区别。 1. 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认为道德标准独立于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也独立于碰巧在某一特定时期和地方盛行的标准的理论。西方历史中，道德绝对主义的主要形式是自然法的观念，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之上，可以通过理智来辨识的普遍与永恒的法。简单地说，这个观念确信，理智能够聚合人类。道德相对主义有不同的形式，形式的变化是根据用什么来决定道德观，因而道德是相对于什么来决定的。主要的形式之一是认为善良和邪恶是由每一个社会给下定义的。伯克不是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因为他相信有些标准是依附于人性的标准的，而不管在他们的社会普遍流行的标准是什么。但是他对习俗和传统的看法很自然地致使他接受道德在不同时代和地点的变化，而这一点会遭到理性主义者的谴责。

2. 均质性（uniformity）与有机统一（organic unity）。理智仅仅可以发现普遍性——就是许多特殊性的相同点，其结果是，理性主义轻易地引出统一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均质性难以区分。相反，像伯克这样的思想家会特别开放，不仅愿意接受得到道德相对主义认可的社会差异，而且愿意接受在群体的有机统一中得到协调的个人的差异——譬如，性格、才干和职业的差异。这种思想倾向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抗议中就清楚地表述出来了。他认为柏拉图为了使人类统一，抹杀了他们之间关键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抱怨说，“这就像是，将和谐变得只剩下一致了，或者是，将一个主旋律削减到只剩下一个节拍了”①。

3. 激进主义（radicalism）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相信我们能够理性地了解人性会导致一种看法，认为我们能够也应该摧毁所有仅仅建立在偏见上的旧体制，并且按照理性的设计重新将它们建造起来。这样一来，理性主义就引发了激进主义。这种在威严的、高深莫测的过去面前显示出的自豪感，激怒了伯克。他用保守主义与之相对立，保守主义遵照人的本质只能通过习俗和传统来揭示这一原则。伯克认为，这种通过一代又一代地谨慎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和自发的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不可能按照理智的计划深思熟虑地、迅速地建立起来。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生活在这种秩序中，你所能做的——这是你压倒一切的责任——就是尊重和保护这种秩序。然而，为了不过于简单化，似乎有必要注意一下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人的思想在寻找道路时具有独创性。现代的女权主义者，趋向于既避开贯穿于西方政治传统的理性主义，也避开拒绝对已建立的习俗和古老的传统进行批评性的评价中所固有的非理性主义。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倾向于后者，不倾向于崇敬旧习俗和传统。这些习俗和传统如果不是赞成对妇女彻底的压迫，至少在实际上总是赞成妇女的从属地位。对过去和现在社会的秩序运用批判性的评价，对女权主义者寻求的社会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批判性的评价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的。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女权主义者也注重理性，为什么他们要避开理性主义？

答案似乎很明显。这种才能——理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今天，似乎都很乐意去界定和辩护那些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极端不公正的事情，因而几乎必定受到质问。男性的概括和准则所声称的普遍性，在许多情况下让女权主义者感到似是而非。传统的理性主义显露出它的片面性，在其片面性中存在着非人性和非正义。

但是，女权主义者将用什么来代替理性主义呢？一般来说，不会是非理性主义。并不是理智本身受到女权主义作家们的摒弃，而是他们认为过于依赖于理智的东西。对理智的过度依赖是一种不平衡，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种不平衡是男性主导文化的特征，因此，他们设想采取一种更广阔的洞察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对许多情形共有的特点——用理智的功能去抓住的特点——敏感，而且对独特的、因而超越了理智范畴的特点也敏感。

女权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支持。这一研究指出，女性对现实的感知与男性的有非常大的差异。任何年龄的女性都趋于和各种情境中内在的可能性协调，而不管那些情境与其他情境有什么共同点，而男性则倾向于诉诸常规。面对一个道德问题，女性典型地会对问题的独特的、具体的特性做出反应，而男性则寻求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普遍标准。女性显现出同情，男性显现出逻辑性；女性尽力寻找和谐，男性则要寻求公平。

也许没有一个单一的词汇足以指明女权主义者要为理智补充的特性，但是像“直觉”、“敏感性”这样的词汇似乎暗示了她们想到的特性。无论如何，关键是女权主义者通常认为，女性能够洞察到时间、地点和人的性格上的特殊性，有能力富于想象力地进入情境，抱有同情心地进入个人的生活。而男性则或者没有这些能力，或者已经放任这些能力衰退了。他们相信，这种洞察力一旦全部地用于公共领域，可能会帮助我们纠正传统理性主义中的不平衡。那么，要回答我们面前的问题——理智能够战胜隔阂吗？——女权主义者通常回答，仅有理智是不可能的，它必须与其他方法融合，或用其他方法补充，也就是另一种辨别方法，一种在妇女中而不是在男性中——至少在当今社会——更完整地发展了的方法。

在涉及隔阂的问题上，思考理智的力量会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人是否有某种力量能够战胜隔阂，或者，我们是否依赖于超越人性的一些东西？提出这个问题会将我们带到现在的人们通常忽视的一个议题。我们的时代氛围似乎是以人的自信对宗教进行质疑。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求助于超越我们才能的任何力量来消除我们的紧张状态和分歧。但是，这个设想难道是如此显而易见地正确以致不能对它提出疑问吗？在过去，最持久的并且最广泛的信仰之一是，一个稳定的、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建立在某种宗教基础之上的。世界各地无数世代的人假定过，人们只有恰当地与神和睦相处，才能彼此和睦相处。

我们必须问一下，这是否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