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三个通常的立场可以很容易地区别开来。第一个是近代的、自信的人文主义，以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为基础，一般不喜欢组织性的宗教。人文主义这个词汇在这里特地表明一种信仰，即人的力量足以实现所有合理的人的目的。宗教即便有任何作用，也只起到极小的作用。当接受民意测验者的询问时，美国人基本上承认相信宗教。然而看起来，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记者、作家——好像都是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多人，无论是不是知识分子，都对组织性的宗教抱有怀疑。看起来，没有任何历史教训能比从欧洲的宗教战争和马萨诸塞州清教徒的神权政治中获取的教训在美国人头脑中更根深蒂固的了：宗教信仰能够造成分裂并且是专横暴虐的。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的世俗主义又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深深地加强了这个信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社会主义者传统地将对重生的期望轻率地称为“天上的馅饼”。在这种言辞背后的严肃指责是，宗教使人们对世间的痛苦——其他人的痛苦，甚至他们自己的痛苦——冷漠无情，而且，这样一来，就抑制了社会改革以及在地球上对隔阂的征服。

现在的人文主义者通常相信，曾经奉献给宗教崇拜的精力现在应该奉献给受到压迫和贫困的人，使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上千年来，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贫穷和无知中。但是最终，我们有了工业生产和人群组织的能力，这是满足每个人物质需求和教育需求所必需的。因此，贫困和没文化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有这种看法的大多数人做出了重要的假设，不能阻碍让每一个人达到以往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物质丰富的水平，并且通过削弱宗教信仰——这已经在近几个世纪中发生了，大有助益。归根到底，当人们感到紧紧地与神结合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统一就极不完善。现在，我们可以将我们曾经对上帝倾注的爱和忠诚奉献给我们的人类同伴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希望得到的天堂，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趋近了。

人文主义的观点非常动人。在它的照耀下，我们看到自己栖居在一个广袤无垠、冷漠的宇宙中，在一个纯粹的人类共同体中战胜了无边的孤独感。我们摆脱了在宗教视野下人的软弱与罪恶，并且确证了内在于解放了的人性中的无边力量和至善。甚至许多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也许都会感到，在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这样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并且足以巩固我们的共同生活。

考虑到人文主义的这种观点，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大多都相信人类的统一依赖于与神的统一。西方阐述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就代表了这种观点。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一书确切地说明了这种政治哲学。柏拉图是世界精神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与孔夫子、释迦牟尼这类宗师齐名，而且他的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我们依赖于超验的现实。如果大多数二十世纪的社会评论中内含的训诫是“忘记超验的事物，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相互之间”，那么，内含在《理想国》一书中的训诫就是“先了解超验的事物，然后再考虑其他”。

柏拉图相信，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和摸到的一切之外有一个渊源，所有事物都从那里汲取他们的现实和价值。他简单地称之为“至善”。他将至善比作太阳，太阳能使生物成长并被看到，因此他认为，至善能使所有构成宇宙的现实存在并得到了解。人类也以相似的形式得到认识。只有在至善发出的亮光下，人类才可以得到完全的理解，他们最深的需求才得到确认。因此，《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只有通过那种人类（或者他们中间的少数人）领悟了至善而得来的至上的知识，才有可能组织一个真正人性的社会。因此，政治是以超验的事物为中心的。那些与这个生命、价值和真理的基本原理相分离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柏拉图大概会发现，二十世纪认为我们应该忽视终极的现实、集中精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观念的荒谬性，不会亚于我们发现为了加速对空间的探索而不理会物理定律的建议的荒谬性。

柏拉图时代过后没有多久，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们开始发展一种远比柏拉图更普世的、更平等的统一性的概念，认为所有的人，不论国家或阶级，都应被看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后面的章节还会更多地谈到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个统一性的新概念仍然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对于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们来说，整个宇宙都是神圣的（这种观点一般被称为“泛神论”）。使人类相互联结的责任是由他们神圣秩序（divine order）中所处的位置所规定的。也许可以说，人类的统一是内在于神性的无所不在之中的。

柏拉图—斯多噶关于社会依赖于宗教的观念，是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第二个普遍立场（第一个是人文主义的观点）。它与第三个立场的区别在于它对人的主动性的信赖。神被认为是完全不动的、安宁的并且自足的。神祉能够进入人类，但不特意去寻找他们。应该由人去寻找神。对于第三个立场——正统基督教——的追随者来说，人过于深陷在了像自私和贪婪这样的品性中，因此不能够发现上帝。上帝必须行动，并且的确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