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当然也很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教条时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又说：“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关于“文死谏，武死战”这个话题，老子早就说过：“国家昏乱有忠臣。”孔子也没有死谏，也不主张别人死谏的，《左传·成公十七年》，孔子说：“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可见为昏君而死是没有价值的。然而，有一部分腐儒，不仅不知借鉴老子，连孔子的话也只听了一半，只抓住“君君臣臣”这些话不放，到了明代，这种严官风气日盛一日，文臣当中，做事的没有，只有一些好强谏的书呆子。宝玉一眼就看出这些书呆子的虚伪，隐藏在文谏的背后，有个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宝玉对死读孔子之书的人有多大的反感！

这种“狂”世人多半以为是“叛逆”。那么什么叫“叛逆”呢？必须有个主体，有个客体，主体与客体背道而驰，才叫叛逆，如果主体对客体规范有不遵守，而主观目的却是更好地维护客体，这就不是叛逆了。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并非叛逆，倒是因为太崇敬儒家了。李贽与宝玉就是这种性质的。李贽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李贽根本不叛逆；宝玉也是，他否定“文死谏，武死战”，并不表示要“与那个社会决裂”， 宝玉对芳官说：“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讽刺，因为宝玉如果对“称颂”反感的话，他就不会以此来玩游戏，他也没这个必要在芳官面前讽刺“称颂”。值得注意的是，“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正是雍正帝的论调，雍正说满族是大舜的正裔，把造反的曾静当做反面教材，写什么《大义觉迷录》，各地巡回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