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者，天助之。”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至理名言。它早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被无数人的经验证实。

自助的精神是一个人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一个国家兴盛强大的根本所在。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给人以无所不能的帮助，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让人们自由自在地追求属于他们的事业，从而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但是，几乎所有的时代，幸福是通过制度本身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的，遗憾的是，人们竟然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作为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立法价值常常被我们高估了。为此，人们设立了很多立法机构，每隔三年或五年就选举一次立法者。然而，不管这些立法机关的职能被我们履行得有多么好，它对人们的生活和性格所起到的积极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有一种情况，政府的作用是消极和有限的，而不是积极和无限的。换句话说，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如果法律得到严格执行，它就能平等地保护人们享受到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其他方面的限制，只需要付出相对较小的一点代价（纳税）就够了。

然而，不论多么完备、严厉的法律都不可能使好吃懒做的人勤奋起来，也不能使那些奢靡挥霍的人变得节俭或者使酒鬼懂得不贪杯。所以，要改变这些就只能依靠个人的勤俭和自律，通过好习惯而不是靠更多的权力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本身通常就是组成它的社会个体的写照。一个高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必将被拉回到与它的人民素质水平相当的层次，而一个落后于人民的政府迟早会被提升到与人民的水平相同的档次。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价值和力量绝不是来自于它的制度形式，而是取决于它的人民的整体素质。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个体的集合体，而文明本身也只不过是男女老少这些社会个体不断去发展完善的问题而已。

国家的进步是每个人的勤恳奉献、吃苦耐劳和正直诚信的结果，就如同国家的衰败在于每个人的懒惰、自私和邪恶一样。我们常常认为的那些社会邪恶问题大多缘于个人生活的堕落。虽然通过法律的制约可以最大化地减少或根除它们，但是，一旦遇到有适合它们滋生的环境，它们就会死灰复燃，除非个人生活和性格状态得到彻底改善。假如这种认识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些爱国情怀和博爱精神不是通过改变法律和制度产生的，而是通过引导人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产生的。

一个自控力很强的人，所受外界因素干扰的可能性就很小。一个心灵被囚禁的民族是不可能仅仅依靠改变统治者和制度就能获得自由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性格这个坚实基础之上，它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必不可少的保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说：“只要个性还存在，专制就会受到有效遏制；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在关于人类进步的问题上总有一些谬论。有些人呼唤凯撒式的救星，有些人则疾呼民族自救，还有些人则把希望寄托在法令的制定上。刚开始我们都可能会礼迎凯撒式的英雄，但最终我们会发现，“谁信仰并拥戴他，谁就幸福”这一主张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来为人民决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来作决定。如果这个认识被作为社会准则，它势必会毁灭民众自由的良知，很快为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凯撒式崇拜是人类最糟糕的偶像崇拜形式，它推崇绝对权力，其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就如同对财富的绝对崇拜一样。真正值得大力弘扬的信念应该是自救自助精神，只要人们彻底领悟这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主义就会自行消亡。自救自助精神和凯撒主义是两个对立的原则，就像维克多·雨果对笔和剑的关系所作的论述一样：一个会干掉另一个。

威廉·达尔干，一位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他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也许非常适合被引用：“老实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听到过我的同胞提及‘独立’一词。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他们怎样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或者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外国人身上的论调，我能认识到与外国人交往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我也同时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工业独立得完全依靠我们自己。我坚信，如果我们勤奋努力和精益求精的话，我们现在就面临着最好的机遇和更加灿烂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但切记：坚韧不拔才是成功的最大保障。只要我们有饱满的热情，我就深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将会达到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舒适、一样幸福、一样独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