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天，我15岁，刚准备上高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年龄相仿，都很清楚潜在的核威胁，以及和苏联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战争。对于窗外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也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尽管爆发核战争还是比较远的事情，至少是远离美国人的家门口，但我们还是在自家的前院围了一圈围墙。

学校里也有针对核袭击的演练。鸣警笛之后，我们就躲藏在桌下。还有一些家庭在自家的院子里建了庇护所，还举行聚会为新建的庇护所施洗。

我们清崎家倒没有建庇护所。

我爸爸拉夫·清崎在当地的民防系统担任领导，我妈妈玛乔丽是名护士，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如果真的发生核战，他们都将积极参与战后恢复工作。

幸运的是，核战争没有爆发。不过夏威夷的希洛还是遭遇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巨大的海啸。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晚上，突然袭来的一阵巨浪席卷了整个城镇的低矮处，夺走了50余人的生命。

希洛发生的自然灾害中还包括火山爆发。在二战期间，部队还曾引爆了一次巨大的熔岩流，希望在其毁灭整个城市之前转移它的流向。当时，我们还担心熔岩流出时产生的光会给日本人指路，引他们来袭击我们。幸好，大部分的熔岩都没有喷出来，从远处看根本没有危险。不过，后来有些熔岩流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对整个城镇造成了威胁。20世纪60年代，喷发的熔岩摧毁了木瓜树和兰花地，还有很多本地人的家园。

作为领导，我爸爸妈妈常常不在家，他们的职责就是在行政和医疗方面为市民提供服务。他们的服务范围很广泛，包括公共教育、医疗、涨潮、熔岩流、核战争等各种方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清崎家的四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生活的，我们不只是谈论社会服务和公民责任，我们还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实践着公民责任。

可以说，他们是很好的榜样。

1960年发生海潮袭击的时候，父母整日都在为灾后修复忙碌着。我们家在山上，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对家人的安全很放心。我还清楚地记得爸爸在某天半夜把我摇醒，他说：“照顾弟妹们，镇上受灾了，很多人丧失了生命，我和妈妈这几天可能不回家了。”那时我刚13岁。

我们家一直积极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提供帮助，为他人服务。爸爸妈妈常常为社区进行志愿服务。他们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家、一个远离风暴的安全港湾，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们。

即便如此，父母也无法将我们与世隔绝，世界从各个方向朝我们扑来。

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让人兴奋、让人恐惧、让人困惑，同时又充满挑战。60年代在历史上被称为核时代，美国人也常以这个时代美国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特别是在太空计划方面。在这种爱国主义的影响下，人们都希望能尽快改变太空核战争这一现状。不过，在新闻里听到核战争威胁的消息与自己亲眼见到核爆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躲在避难所里或蹲在桌子下并没有对我们起到多大的心理安慰作用。但是，对核战争的恐惧和疑惑却令我们对未来产生了很多疑问和怀疑。作为日裔，又是第四代美国人，我们还忐忑不忘发生在广岛和长崎的核袭击。

我总觉得什么都没意义，对生活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我知道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很多家长反映，孩子们半夜梦到核爆炸或者核冬季——这个词用来形容全球都被放射尘埃所覆盖。这个年代的很多人，即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都感到自己遗失了童年，对将来也是一片茫然。当你不确定是否还有将来的时候，很难对明天怀有憧憬。

核爆炸的那一幕与我们在主日学校所学到的恰恰相反。在主日学校，我们学到的是人不可以杀戮。但我们亲眼见证的一幕却更像是《前进吧，基督战士们！》—— 一首有名的基督颂歌的歌名。

作为一个孩子，核爆炸这一幕令我觉得害怕和疑惑。妈妈常常说我很自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生历练的增加，令我慢慢理解了妈妈的那句话。15岁时，就是发生核爆炸的那一年，我花了81美元通过邮购的方式买了一把来复枪，是用自己的钱买的。爸爸很不喜欢我用枪，但我却喜欢开枪的感觉。

16岁时，一个小孩在电影院拿枪对准了我。我不知道那把枪是否上了膛，但那件事情却让我在心理和情感上有了很大感触。开始我感到恐惧，不过最后那种恐惧又变成了兴奋。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像是给我注入了肾上腺素。

我外表友善，可是内在的另一面却是我妈妈不愿让那些邻居所见到的，也正是主日学校想要压制的，同时却是美国政府所号召的。即使在当时，我也能感觉到这两面的种种冲突。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根本无法辨别。我开始怀疑“不可杀戮”这一戒律。我想这个戒律是否该改成“去杀人或者被杀”。

在教堂，我聆听牧师的教诲，知道这些戒律很重要，但我却很难相信与之相关的故事。

上帝创造万物、诺亚方舟、耶稣的圣洁出生、他在水面行走……我很难再相信这些神奇的传说。我妈妈和那些被我称为“教堂友好女士”的女人们的态度却和我不一样，她们没有这些疑问，她们对这些教条深信不疑。

“这就是信仰，”她们往往会说，“如果你想要升入天堂，你必须相信。”

我不能人云亦云并“喝下酷爱饮料”（drink the Kool-Aid）①。我不能未加质疑就相信这些故事。很多人都熟悉这句俚语，在一个名为吉姆·琼斯的传教士在1977年把他的信徒带到圭亚那之后，让他们喝下了有毒的“酷爱”饮料之后，这句俚语就广为人知了。这是一次以神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世界各地都知道了这一可怕的事情。

尽管我不想喝下这个有毒的“酷爱”、轻信这些教条，但我仍然是一个友好礼貌的年轻人，不去冒犯教堂女士。我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只听我愿意接受的教条，不合情理的教条我都不理。我不知道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还是时代为我选择的。不论是谁的选择，我都已经知道自己的前路在何方，知道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早有预感，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我们家的四个小孩在寻求关于神、战争、金钱、宗教、学校和前途的答案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尽管父母不完全赞成我们的选择，但却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去作出选择。

核弹的爆炸给了我发掘自身黑暗面的入口。10年后，我的来复枪就变成了带有6个机枪和2个火箭发射架的海军直升机。《圣经》上说：“你生而为此。”也许我们都是这样，我早知道自己的黑暗面会被揭露出来。

时间流逝，加上1962年的原子弹爆炸，双方面的原因导致清崎家作出了这些决定：行动和反行动。1964年，拉夫和玛乔丽辞了职，自愿加入了肯尼迪总统的和平部队，家庭收入锐减。我的两个妹妹加入了和平组织，在学校和街道抗议越南战争。而我们两兄弟则自愿参加了越南战争：乔恩参加了空军，我加入了海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和平作出了贡献。

本书之所以以战争开头，是因为战争决定了我们价值观的形成和每个人的个人追求。如果不是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不是在害怕全球性核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惧下，我和埃米是否会以现在的方式来寻求主的答案，寻求各自的宁静，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