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这段短暂的婚姻时,我只记得这是一段很艰难、很痛苦的日子。因为我和鲍勃结婚的理由只是出于对艾丽卡的考虑,只是想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出于爱和快乐。记得在那段时间,我爸爸也经历了几个月的困惑和迷茫。有时候似乎他要承担的比任何人都多。
1970年11月,爸爸在选举中失败。12月,爸爸妈妈给大家寄去圣诞卡片,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来年还有机会。接下来的几个月,家中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爸爸的生活也完全改变了。
1971年1月,我以单身妈妈的身份回到老家。
2月,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祖父去世了。
3月,妈妈突然去世。
三个沉重的打击排山倒海而来,加上家里的两个儿子正在越南浴血奋战。爸爸再也撑不住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去世的那一天。那天,她在家给艾丽卡和我做金枪鱼三明治,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不规律,于是就去起居室的沙发上躺着。她叫我拿张湿纸巾给她擦手,让我打电话叫爸爸回来。
那时,爸爸正在教师工会工作。他接到电话便马上回了家。妈妈一直说她不想死,爸爸一直安慰她:“你不会死的,别担心。”他叫来医生,医生说让送去圣法兰西斯医院,他那天正在那儿上班。
妈妈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爸爸叫我去了医院。我到之后,他抓住我带我去看妈妈。爸爸非常伤心,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好像没有重量。妈妈穿着白色的手术服,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嘴角已经冒出白沫了。爸爸似乎已经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兆。一切都太突然了,让人来不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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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和乔恩花了几天时间才分别从越南和泰国赶回来参加葬礼,贝丝则是从加州飞回来的。有一千多人来参加妈妈的葬礼。这都要归结于爸爸妈妈一直积极为他人服务,妈妈一直很友善地对待他人,还有爸爸最近的政治活动。几天后,罗伯特、乔恩和贝丝又得回到各自的岗位,而我只能想象自己的哥哥们在战场上所面临的生命危险。
他们很快又离开了,只剩下爸爸、我和艾丽卡。
当时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经历的痛苦中,从没考虑到或者说害怕失去我的哥哥们。在安慰的人流和信件渐渐平息之后,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周围充斥着失去了妈妈和祖父的悲伤。我能感觉到家庭责任又一次向我发出了召唤。
爸爸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失去了这么多。突然间,再也没有妈妈为他煮饭、购物、付账,爸爸也失去了教育厅厅长的职位。
我带着艾丽卡和爸爸一起住在这栋满是回忆的屋子里,到处都是妈妈和祖父生前用过的东西。爸爸的面前摆着很多艰巨的任务,首当其冲地便是接手家庭财务,以前这都是妈妈的事,他从没留心过。他惊讶地发现,妈妈每月都将信用卡刷到最大金额,却只偿还最低偿还额度。
爸爸坐在厨房里,翻阅妈妈的菜谱,没过多久,他就能做一手好菜了。他在做菜时还尝试了很多新花样,就像对他的艺术作品一样。爸爸是一位很有创造性、很有天赋的艺术家,会素描、画画、木雕。
拉夫·清崎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生于历史”,就像罗伯特所说。他和我妈妈都属于二战那一代。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主流的社会道德推崇人们辛勤工作。员工往往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退休后享受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我爸爸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道德高尚、心系他人,在艺术、科学、自然、文学及他感兴趣的方面都很有才华,还为夏威夷人民做了很多实事。现在,爸爸的名字已经列入夏威夷的历史。
爸爸是未来主义者,他预见到了教育部改革的结果将会如何影响下一代。他自主启用新方案,并在海浪袭击后重新将希洛镇发展起来。我爸爸还是一个慷慨的人。
爸爸脾气不好,没耐心。如果他觉得需要作出改变,他就要立刻行动。
当那些鼓动爸爸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并参加竞选的人抛弃了爸爸之后,这种伤害、背叛及政治机器极权化导致夏威夷形成了旧时的同盟和地盘。有时候,爸爸会说想要搬到内陆去,重新开始,不过他很爱夏威夷,也从来不曾离开。
那是一段最困难的日子,显然爸爸需要精神支持。很多人,包括亲戚朋友,都对我说:“现在你要好好照顾你爸爸。”
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却做不到。我不能只待在家里扮演合格的女儿角色。爸爸的确有他的痛苦,但是他已经51岁了,而且也很精神。我正在处理离婚,想为艾丽卡做一个最好的妈妈,而且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内心问题的答案。
在短暂的婚姻和在家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问自己: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就在这几年,我经历了成长、上大学、结婚、妈妈去世和离婚。我的人生还剩下什么?衰老和死亡?住在爸爸的房子里,我就已经感受到了。
整个过程似乎就是残酷的事实,身处其中的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也许因为婚姻和单亲妈妈是我不曾计划好的,我觉得环境已经夺走了我的青春和自由。我需要摆脱家庭的义务,我知道自己和艾丽卡的健康对爸爸是种安慰。但是,爸爸在教师工会、教育部、政治选举、身份转变(从丈夫变成鳏夫)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有些事情是我无法帮他的。
在我年轻时,我和爸爸聊得不多,也不太深入,我知道自己需要前进。在他年老后,我们变得更亲密了。我一直很爱我爸爸,即使是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我们都知道这是我成长并探索内心新发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