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和宗教并不是清崎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我们一家人还是经常聚在一起。周末，我们就会带着午餐去岛上游玩。我们会在一些无人的沙滩上待上一整天。还有覆雪的山脉，我们一家人会在雪地里徒步走上一天。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火山国家公园，离家只有一小时路程。在那儿，我们会去找熔岩洞，盯着各个火山口看，或者看留在火山泥里面的几百年前的夏威夷人的脚印。火山喷发时，我们一家人也会开车去，在那里坐几个小时，欣赏大自然的力量。

在很多方面，奇妙的自然就像是家庭的教会，给予我们无限启发。

钱一直是生活中的问题，但我们一直都不缺生活必需品。很多东西，比如自行车，往往是买二手的，需要不停地修理。衣服能穿多久就穿多久，常常打上了很多补丁，尽量大的穿完留给小的。我们吃的也很简单，只有基本的食物，不过都够饱。

我们家常和另外三家人在一起，四个家庭的孩子年龄相仿。1967年，爸爸被提升为夏威夷州的教育厅厅长，这意味着我们要从夏威夷的希洛镇搬家到檀香山——夏威夷州首府，位于瓦胡岛。与此同时，我们家的这些孩子也正要离家或者已经离家。我们家与希洛这个安静的小镇、这种简单的生活、原来的亲密朋友和大自然力量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家人从此各处一方，后来便再也没有真正地重聚到一起。

离开偏远的希洛去纽约上学改变了我的一生。1965年，我到了纽约，当时的我是一个十足的乡巴佬。我还记得初到纽约时穿的衣服：在我们教会的二手商店里买的黑色运动服，一件白衬衣，红领带，卡其裤，黑皮鞋。我多希望自己到纽约的时候就像个本地人，我多希望自己在人群里不要那么与众不同。

可惜我没做到，我看起来很怪。

如果没有住在曼哈顿的舅舅和舅妈，我可能还在领取行李的地方找路。我舅舅，其实是我爸爸的舅舅、奶奶的弟弟，是一位商业艺术家。我舅妈在木刻、石刻、金属雕刻方面很有成就。在成为有名的雕刻家之前，她在二战期间曾是巴黎一个舞团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他们战后在纽约相遇，以艺术家的方式过着很有激情的生活。

舅妈是罗马尼亚人，能流利地说七国语言。她很漂亮、幽默、活泼、可爱、友善。她是我心目中的模范女性。

帮我找到行李后，他们的司机把行李拿到大轿车上，开车送我到上东区的公寓。希洛离我们很远了。

我花了两年时间适应纽约。很多次我都想休学回夏威夷，我想念在那儿的朋友和生活。然后突然地，大概在20岁时，纽约成了我的新家。

我适应了，我习惯了这个城市的步伐。

同时，作为商船学院的学生，学校还让我登上商船环游世界。这样一来，我不仅在纽约成长起来，还在全球几个大城市成长起来。不久，我就不适应夏威夷的希洛了，我不能再回去了。

时至今日，我继续在周游世界。我喜欢地球，喜欢她的美丽和她的人们。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家。今天，我在世界几大城市都有生意，因为做生意让我有机会在地球这个美丽的家园到处游玩。

不论我在哪儿，我都带着一个小男孩看火山喷发或看海浪打到荒凉纯洁的白色沙滩时的敬畏心情。从覆雪的山顶向下眺望，或者独自待在森林中时，我都有一种人间天堂的感觉。我相信，与大自然的共同成长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上帝和人间天堂的想法。

即使在纽约的出租车里面，都有一种自然的精神伴随着我。

偶尔，我在一些教堂里能感到上帝的精神。每到圣诞节，我妈妈所在的合唱团唱着亨德尔的《弥赛亚》时，我就能感到上帝的精神充满了整个屋子。在日后的岁月中，在环游世界时，我从伟大的天主教建筑，比如巴黎圣母院，以及古代东方的一些庙宇里，也能感到对上帝的敬畏之情。在参观梵蒂冈和耶路撒冷时，我就被上帝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在这两个地方，我很明显地感到，多年前，人们便被这种超越地球的力量所感召，才建造出如此宏伟的纪念碑。

然而，在妈妈的教会里我不但没找到上帝，还常常被错的教条所引导，想要捐出更多钱。这些教会没有把我们引向上帝的精神，反而将我们引向对上帝的畏惧。如果说战争教会了我有关害怕的一点，那就是：对死亡的害怕让生命成了空洞的旅行。那些害怕死亡者还没有找到他们可以为之牺牲的事情，所以他们害怕死亡。

我怎么能把这种“对上帝的畏惧”和盲目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并相信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为这个世界作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