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很多朋友都是很好的人，只要她们不在教堂，不谈论上帝、地狱、报应。只要她们像妈妈那样做，她们就很好。她们友好，富有爱心，常常给我好东西吃。但是一旦提到耶稣，她们就变了。每当这些女士开始谈论耶稣时，我就想办法离开屋子。

在《周六夜现场》节目里，喜剧演员达纳·卡威扮演教会女士的角色。每次看他表演，我都笑死了。卡威看起来、做起来、听起来都特别像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的表演就是我在教会里找不到上帝的原因。

妈妈常和一群教会女士待在一起。

教会女士们做的有些事情让我很困惑。比如，她们总是劝我相信关于耶稣的故事。当我长大了，明白关于鸟、蜜蜂和婴儿是如何出生的事情后，我对处女生出了耶稣感到疑惑，而教会女士会谴责我的这种怀疑。

显然，教会中讲的其他一些故事我也很怀疑，比如在水上行走、死人复活等。不过，与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相比，我因提问而受到谴责这一点让我更困惑。

关于教会，我和爸爸有个协议：我同意在13岁之前定期去教堂。他希望我接受一些宗教教育，但是他不要求我去某个特定的教堂。我有选择去不同教堂、了解不同教派的自由。年轻时，我去了解过新教、路德教、天主教、卫理公会教、佛教、五旬节。我其实还想去犹太会堂或者穆斯林清真寺，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小镇上没有这些教派，至少我所知道的是没有。

从不同的教派和宗教里，我发现了对生命有意义的一些信息。我对佛教有一些困惑，因为祈祷者几乎全用日语，我又不懂日语。在天主教里面，我又不懂拉丁语。我最喜欢的教派是五旬节教派，因为他们举行的仪式很生动，拍手唱歌，带着音调说话。就是在这个教派里，我感觉到上帝在屋子里走动，听了很多有关《圣经》和耶稣的故事，明白了宗教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但是一到13岁时，我就告诉爸爸，我已经接受了够多的宗教教育，我周日要去冲浪。

我和妈妈的朋友之间的问题就是：当我拒绝坚定信仰时，她们就变了。只要我拒绝相信那些故事，她们立即变成教会女士了。她们原本是甜美的、和善的母亲，但是我一旦对《圣经》的故事提出疑问，她们就会变成摇手指的教会女士，坚持要我绝对地相信《圣经》。

现在，我并不反对坚定的信仰者。在生活中，人人都有各自的坚定信念。比如我参加海军后，我就必须充分信任海军。如果我成为共和党人，我就必须充分信任共和党。如果我想被环保主义者接受，我就必须充分相信环保主义者。所以，信仰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只是想自己作选择，不想被人强迫。

在17岁时，我有一次和教会女士发生了冲突。当时是一个周日，她儿子那天没去教堂，而是和我去冲浪了。那时是冬天，冲浪很爽。不过我一回到家，教会女士就打电话来叫我等着她。她很生气，在电话中都差点气爆了。不到10分钟，她就到了我家，朝我摇手，像疯了一样叫我以后不要把他儿子带坏了。

“你是没机会进天堂了，可你不要毁了我儿子的机会。他周日要去做礼拜，你听好啦！”

“我没叫他，是他叫的我。”我回答。

“我不管，我希望他周日和上帝在一起。”她咆哮着。

“我们是和上帝在一起啊。”我平静地回答。

现在，我和这位教会女士的关系还算融洽。我时不时地和她儿子碰面。现在她是一个很和蔼的祖母和曾祖母。我们关系不错。我们只是不讨论上帝。她在教堂见上帝，我在任何地方——海浪上、丛林中、教堂里、全国各地，甚至纽约，都能感受到上帝。

在我看来，“酷爱”（Kool-Aid）是种教条、规定、仪式、信仰，是某个群体的心理结构，是宗教、学校、部队和各种组织的象征，是将群内的人黏合在一起的心理胶水，是将群外的人隔绝出去的绝缘体。

比如说，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吃动物蛋白对他们的健康有害，甚至是一种罪恶，而喜欢吃牛排的人觉得一块厚厚的、多汁的牛排是上帝的礼物。很多宗教人士认为喝酒是罪恶，但是在《圣经》里提到过把水变成酒。我喜欢在吃牛排和青菜时配着好酒。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上帝的礼物，是人间天堂的一部分。至少食物和酒是我的教条，我的“酷爱”。我的心脏医生认为我应该减少红肉和酒的摄入，但是他也在喝另一种“酷爱”。

另外一种我不愿接受的“酷爱”是人死后要去天堂的想法。教会女士常常威胁我说，我如果不去教堂我就进不了天堂。有一天，我经过起居室时，她正在和我妈妈谈去天堂，坐在上帝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