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工业时期一样，公司时代的财富变化也在当今的公众心理中留下了印记。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广大公众认为大多数财富都是通过继承得来的。那么广大公众认为剩下那些“其他”财富人群会是哪些人呢？他们会想到白人男性公司高管和专业人士，会想到在整个事业过程中财富的缓慢积累，会想到从常春藤盟校毕业的优秀人才，会想到正在运转的这整个系统。这是一个关于“你都认识谁”的故事—关系、乡村俱乐部，以及在高尔夫球场上签下的订单。也许这里边还会有一定的操控性，但更受关注的是他们能让人们做什么，而不是人们真正需要什么。这些都是目前关于当今财富人群的固有思维定式，它们完全都是错误的。这些看法和观点源于工业时期和公司时期，而当今的财富人群却兴起于企业家时期。

企业家时期的财富（1981年至今）

当大公司变得越来越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变得越来越富有，一系列因素开始共同引发经济的转型，进而导致财富本身的变化。公司对规模的偏好让很多好主意都留在了桌面上—这些主意可以用来以低成本瞄准细分市场，同时为开拓者创造高额的红利回报。同时，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也作为强大的商业力量出现，动摇了公司和员工之间原本相互依存的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销售给美国消费者。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外国公司终于从“二战”当中恢复过来，强势打入美国市场，同时美国公司也开始向国外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从日本进口的效率更高、更加创新的车型撼动了美国汽车公司的地位，联邦政府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干预政策，挽救举步维艰的各家美国公司，例如克莱斯勒。

工会成员数量开始下降，裁员现象普遍存在，终身为一家公司工作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这一时期的美国人时时感觉受到威胁，并且很难有力量去改变。（20年之后，新的典型的“自由职业”适时而生，让人们在缺少更多机会的不安全感中偶尔找到一种平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转折让美国进入一个艰难的时期，它的经济霸主地位和可持续性开始受到质疑，到吉米·卡特总统勉强承认美国人正生活在“隐忧”中时，质疑的声音达到了顶峰。但是同以往一样，混乱中总是有机会，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将出现，并由此迎来了今天美国财富的超新星状态。

技术、金融和监管的趋势再一次共同作用，向我们讲述新的故事。技术因素是众所周知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一切，打破了旧有格局，降低了准入成本，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为创办新公司和发展巨型公司打开了机会。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对基础研究领域的巨大投资和为太空竞赛而作出的巨大投资，开始通过各种创新发明来收获成果，例如计算机科学、无线电话、药品、生物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新技术发明，由此重塑了所有行业，并且创造了新的富豪。

相比之下不那么著名，但有着同等重要影响的是金融市场和政府监管的变化。很多变化都是从“里根革命”开始的。1981年8月23日，里根政府修改了美国的税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非工薪收入（投资所得的被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从超过70%降为两种情况：如果投资者是公司的合伙人，则按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纳税；如果投资者是“被动的”，即并不在公司中担任管理职位，则按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纳税。

这些变化表面上看并不起眼，但却转移了投资风险。此时的损失完全可以扣除，也可以结转至一个年景更好的税收年度。由于损失是可以扣除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为风险买了单，同时减轻了获得收益的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对于聪明的投资者来说，这是很划算的。对个人来说，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与花精力上班所获得的收益同等可观。同时，资本收益的纳税比例进一步降到19%，使得投资者有可能通过出售资产获得可观的减税优惠，而投资依然可以完全作为收入的可扣除项。这两种情况的共同作用使投资者愿意为未经检验的想法投入资本。企业家革命正在进行。

各类创新对企业家能力的投资引发了大量变革，其涉猎的范围之大难以想象，其程度之巨也是难以想象。风险的降低使巨大的风险资金池得以形成，这就激发了各个领域各类创新的诞生，包括技术、软件、房地产投资、卫生保健、医药、生物技术、娱乐、通信、零售及公共信息领域。人们愿意去尝试一个不错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商业机会，并由此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社区以及美国新一代的财富新贵。企业家机会的增多，还为“二战”后中产阶级子女的生活提供了彻底变革的可能。看看这些数字：1976年，风险资本—也就是投资于没有成功历史的、不可靠且存在风险的想法—的总额约为4 900万美元。72007年，投资于将新想法转变为财富上的风险资本总额已经激增至300亿美元，绝大多数新财富都是在这期间通过投资于不断涌现的新想法而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