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曾向她最信赖的人——他们的主婚人，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耶利米·赖特（Jeremiah Wright ）征求意见，他曾在很多方面给予奥巴马忠告，还为孩子们举行过洗礼。赖特神父为奥巴马的政治抱负做了辩解，并劝米歇尔再耐心一点。牧师强调奥巴马明显是深爱着妻子和孩子的，他的“缺席”本质上更是一种牺 牲——一种为了给整个家庭带来更美好生活的牺牲。

这种辩解她之前听过很多次了。毕竟，她也曾全身心支持过奥巴马，那时，他第一次参加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在竞选活动中，米歇尔毅然加入了赖特牧师和其他人的行列，和他们并肩行走在华盛顿“1995 路易斯·法拉罕百万黑人大游行”的队伍中。很显然，这是她对这个美国黑人男子对家庭和社区的责任心的肯定。

在那段时间里，奥巴马总是把赖特神父当做“精神导师”和“父亲”的形象来参照，米歇尔和神父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奥巴马家庭里，米歇尔是三一联合会的积极分子，还不时地在周末参与社区服务，当女儿长到适当的年龄，她还督促她们去上教会的主日学校。如果说除了母亲之外米歇尔还肯听什么人的建议的话，那个人就是赖特神父。但这次却不一样了。“奥巴马似乎觉得，他可以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把家里所有的重担都扔给我。”米歇尔对妈妈说。据一个同住海德公园公寓的邻居回忆，他有一次刚好撞上这对年轻夫妇在走廊里争吵。“她狠狠斥责男方，而他摇着头，很明显和她一样愤怒和厌烦，”邻居说，“当他们意识到周围有别人在场时，就立刻住了口。” 现在，在2001 年9月初的这个清冷的早上，以往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此时此刻，奥巴马和米歇尔只有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宝贝女儿这么烦躁不安，哭闹不停？他们该怎么办？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才想起来拨打家庭儿科医生的电话。医生平静地听米歇尔描述了孩子的症状，然后约他们早上6点带萨莎到他的诊所来——他要给孩子好好检查一下。

赶到儿科诊所的时候，奥巴马和米歇尔都已经筋疲力尽了。萨莎一刻不停地哭了将近4个小时了，现在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原因。经过对萨莎的彻底检查后，医生的结论让他们顿时感到晴天霹雳：“我想她可能得了脊髓脑膜炎，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急诊室！”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米歇尔都来不及细想“脑膜炎”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俩迅速采取行动。米歇尔兜抱起孩子，快步向停车场冲去，奥巴马则立刻钻进驾驶座，驱车直接向附近的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全速驶去。

抵达急诊室后，他们坐在女儿的病床边，紧张地盯着医生例行各项常规检查，当医生为了得到更可靠的诊断结果进行必要的化验程序——脊髓穿刺抽液时，作为父母，夫妇两人听着宝贝的哭叫，紧紧攥着对方的手，泪光闪烁。

化验结果并不乐观。“她的确得了脑膜炎，”主治医生告诉他们，“但是发现得还算及时——我们要马上给她注射抗生素！”但是，脑膜炎扩散的速度也有可能比医生估计得要快，那样的话，萨莎就会有生命危险，至少也会失聪或大脑受损。

米歇尔的妈妈在家帮忙照顾3岁的玛丽亚，而奥巴马和米歇尔则守候在医院连续72 小时寸步不离，他们轮流在萨莎诊室的小床上眯上一会儿，看着医生和护士在病房进进出出，监测萨莎的生命体征，定时察看静脉输液，眼看着输液管把救命的抗生素点点滴滴送入她那纤细的血管里。

不管有什么分歧和矛盾，不管对他们的婚姻还抱有怎样的疑惑和焦虑——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就像后来奥巴马回忆的那样：“我的世界凝聚到了一个点上…… 我对病房以外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我的工作，我的日程，甚至我的未来！”米歇尔后来把那三天的等待形容为“一场噩梦”——“你会祈祷那种事情永远不要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任何父母都会理解，我们当时有多绝望，而那种境况又让我们一家变得多么的亲密无间。” 第三天结束的时候，医生告诉米歇尔和奥巴马萨莎挺过来了。抗生素发挥了功效，脑膜炎开始全线溃退，他们的宝贝已经转危为安。用奥巴马的话说，之前几个月“几乎都没怎么交谈，更少有浪漫举动”的他们俩，听到消息后喜极而泣，拥抱在了一起。“感谢上帝，”他边紧握着医生的手，边说，“感谢上帝。”在接下来 的几个星期里，米歇尔没有上班，而是呆在家里照顾女儿，以便于随时密切观察萨莎的病情，直到她彻底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