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一天下午，玛丽安盯着十几岁的女儿肩上挎着的时尚真皮包问道。玛丽安走过去摸了摸，“这是Coach的包吗？”“是啊，”米歇尔若无其事地答道，“我用当临时保姆打工挣的钱买的。”“你用打工挣的钱买了个Coach的皮包？”玛丽安目瞪口呆，“这要多少钱？”当米歇尔告诉她这个皮包要差不多300美元时，玛丽安责备她太过奢侈了。

“是的，妈妈，”她平静地解释说，“但是，在以后几年里，你可能要买十个或者十二个皮包；而我只要这一个就足够了。”看着她橱柜里成堆的旧皮包，玛丽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女儿说的是对的。

“她的确一直在用那个皮包，用了很久，而我……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当涉及孩子们的教育时，花钱从来都不是问题。当克莱格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拿全额奖学金去华盛顿大学（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府西雅图市），要么完全自费上普林斯顿大学时，父亲坚持让他选择后者，因为这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去最好的学校，”弗雷泽对孩子们说，“不要担心钱的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像热爱篮球一样，克莱格一心向往华尔街的工作机会。对于他来说，选择很明确。“我对其他学校并没有不敬，”米歇尔的哥哥若有所思，“但是如果我上不了普林斯顿，华尔街的工作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实在对不起……”在后来的两年里，米歇尔经常去走访在普林斯顿读书的克莱格，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那里的一员。但是，回到惠特尼-杨，她能得到的鼓励却少得可怜。“通往那里的每一步，都会有人挡在那里告诉你，你是不行的。”她说，“没人和我说过，我能去普林斯顿或者哈佛读书，甚至是去读大学也没有。”虽然指导老师告诉她，她的SAT考试分数和平时成绩不够好，上不了常春藤联盟的学校，米歇尔还是申请了普林斯顿和哈佛。

“普林斯顿这样的常春藤盟校，会网罗像克莱格那样的孩子，”米歇尔说，“一个来自芝加哥南部地区的黑人孩子，会打篮球，聪明机灵。他能去任何他想去的学校。但是我了解他，我也知道他的学习习惯，而且我——那种感觉类似于他能做到的我也一样能做到。”她的哥哥已经是那里的学生了——当然，这并没什么坏处——还不只是普通学生，而且他还有望成为常春藤盟校队历史上头号得分手之一。毫无疑问，在“血缘关系”的帮助下——作为申请人，她是在校生或者校友的亲戚——1981年，米歇尔被普林斯顿大学正式录取了。

弗雷泽·罗宾逊在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一年只有3。5万美元的微薄工资，所以在米歇尔高中毕业后，玛丽安只得又重新开始工作了。作为一家银行信托部门的行政助理，她挣的钱几乎全部用于支付克莱格在普林斯顿将近1。4万美元一年的开销。

现在米歇尔也要去那里读书了，费用翻了一番——加起来比父亲一年的总收入还要多。米歇尔大学期间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都要靠学生贷款来维持。

父母为了供自己上学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米歇尔可不打算再向他们抱怨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的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她从来不谈论那些，”玛丽安说，“即使宝贝女儿的确感到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她也不会让这种念头困扰自己。”而事实上，米歇尔的确为自己和其他黑人学生在校园里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深深困扰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学校的过客，”她后来写道，“好像我真的不属于这里。在普林斯顿，不管我在什么情况下和白人学生进行任何接触沟通，总是会有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我首先是个黑人，其次才是他们的同学。”相应的，米歇尔感到，在大学时代“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我的黑人身份”。

普林斯顿的社交圈子，建立在大学上流精英的饮食俱乐部里——这也使得米歇尔和她的非裔美国朋友们更加孤立。这些“自命不凡”的俱乐部，像兄弟会或姊妹会一样运作，通常会选址在校园主干道——展望大道两侧恢弘的大厦里。就算是能被某个饮食俱乐部接纳，米歇尔也明白，她在那里会感到非常不自在。于是，她宁愿把时间花在史蒂文森会堂或第三世界中心这两个不那么排外，而且更能消费得起的餐饮场所——那是学校专门为校园里的非白人学生准备的一个社交俱乐部。

尽管有些学生对这儿的名称有些忌讳——“我们也是美国人，又不是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交换学生！”第三世界中心，这个毫无特色可言的红砖大楼，却是为数不多的，能让米歇尔和其他普林斯顿黑人学生体会到“回家的感觉”的几个地方之一。